回忆济南高中

　　

民国初期的校舍资料照片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简介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始建于1903年，历经山左公学时期、山东省立一中和省立高中时期、国立六中和济南中学时期，1950年更名为山东省济南第一 中学。济南一中是山东省首批重点中学、首批省级规范化学校。

　　济南一中有着醇厚的文化氛围和悠远的育人传统。一百多年来，济南一中以不屈不挠、勇于奋进的精神，兼收并蓄、厚积薄发的品格，民主科学、严谨求实的作风，为民族的崛起和振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英才。如邓恩铭、楚图南、季羡林、臧克家、贺敬之、罗干、欧阳中石等以及陈力为、叶连俊、马祖光、袁业立、崔尔杰、王恩多、彭实戈等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王浩等为代表的莘莘学子都是先后从这里走出来的。

　　百年精魂砺心志，携手同心展宏图。学校全体师生秉承“革命性、民主性、科学性”的优良传统和“勤学致知，敦品励行”的校训，与时俱进，奋发图强，向“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办学目标迈进，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母校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任何人都是这样，他的成长离不开母校。

　　

我少无大志，小学毕业后本来应该考一中。一中是山东教育的“头”，我不是那个材料，我没敢考一中。初中毕业后上了半年正谊高中，到1926年，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北园白鹤庄成立，我又念了两年。我真正念书是到了白鹤庄，那时十五岁，我偶然考上了个第一。当时教育厅长、山大校长王寿彭亲自写了一篇对联送给我，还送给我一把扇子。于是就有了虚荣心，上去就不能下来，后来就一直考第一。

　　北园高中撤销，成立了全山东省惟一的一个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全省各县的初中毕业生，想要上进的，必须到这里来，这里是通向大学(主要是北京的)的惟一桥梁。

　　我和一中的关系是1929-1930年在济南高中念了一年。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坐落在济南西城杆石桥马路上，在路北的一所极大的院落内。

　　我们班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经常是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现代文艺的使命。所谓现代文艺，也叫普罗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市场上流行着几本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佶屈聱牙，难以看懂。估计胡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普罗文学的理论，也不出这几本书。我相信，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的，但这并没有减低我们的热情。胡老师把他的夫人丁玲从上海接到济南暂住。丁玲当时正在走红，红得发紫。中学生大都是追星族，见到了丁玲，我们兴奋得难以形容了。但是，国民党当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于是下令通缉胡也频。胡老师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后，就被国民党杀害了。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老先生。董先生北大英文系毕业，译有《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先生作序。董老师的教学风格同胡老师完全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不讲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实实地教书。他选用了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作教材，仔细分析讲授。作文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写四个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竟用这四个字为题目写了一篇作文，董老师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我对文章结构匀称的追求，特别是对文章节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语点破的是董秋芳老师。在一篇比较长的作文中，董老师在作文簿每一页上端的空白处批上了“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的批语，这使我惊喜若狂。这一件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写作。我的作文，董老师大概非常欣赏。他曾在作文簿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其中有几句话是:“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这几句话，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荣誉感。虽然我在高中毕业后在清华学习西洋文学，在德国治印度及中亚古代文学，但文学创作始终未停。我觉得，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济互补，身心两利。所有这一切都同董老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终生不忘。

　　当时一中的教师在全山东省是水平最高的。当时高中的教员有祁蕴璞，还有一中的校长完颜祥卿，他教我们逻辑，鞠思敏先生教伦理，还有教数学的王老师，教英语的刘老师，对这些老师我很怀念，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

　　胡也频先生在高中呆的时间极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胡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讲，而且在课外还有行动。他召集了几个学生想组织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摆开桌子，铺上纸，吸纳会员，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还曾同上海某一个出版社联系，准备出版一个刊物，宣传现代文艺。我在组织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一个积极分子。我参加了招收会员的工作，并为将要出版的刊物的创刊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干脆就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还有一点理论，也不过是从书中抄来的连自己都不甚了了的“理论”。不幸(对我来说也许是幸)被国民党当局制止。胡老师逃往上海，群龙无首，烟消云散。否则，倘若这个刊物真正出版成功，我的那一篇论文落到敌人手里，无疑是最好的罪证，我被列入黑名单也说不定。我常自嘲这是一场类似阿Q要革命的悲喜剧。同时，我对胡也频先生这样真正的革命家又从心眼里佩服。他们视国民党若无物，这种革命的气概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以战术上来讲，难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也是难以避免的，我甚至想说这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气概，强大的敌人是打不倒的。革命性、民主性和科学性正是济南高中的精神所在。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19岁。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济南一中1930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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