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特刊]北京奥运拒绝国骂

　　10年前的球场上，没有集体性的国骂场面。除了延续中国的“传统”之外，在那个“断裂”时代，众多下岗的工人、愁盐米的主妇、赚不到钱的老板、工资只出不进的职员，有着足够多的心理压力，需要释放到球场上。于是，带着京腔的国骂声开始“红遍全国”，甚至威胁试图成为文明赛场的北京奥运会

　　两种声音，正在北京的赛场上较劲。

　　一种是突然爆发的、带着京腔的国骂声；另一种是一支“绿色狂飙文明啦啦队”的助威声。

　　“我们要用文明口号盖过国骂。”啦啦队所属的北京球迷协会理事霍星说。

　　当“监督员”在北京街头拉起绳子提醒市民排队、天安门广场上启动“治理乱吐乱扔”行动时，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表示：国骂“不能发生在2008年奥运会上”，因为“镜头会把北京的形象送到世界几十亿观众面前”。

　　拒绝国骂行动

　　世界的镜头还未聚焦北京，警方的镜头已瞄准赛场。

　　2007年10月4日，中超联赛第26轮，北京国安主场对阵长春亚泰。因此赛事关国安夺冠，丰台体育中心过万张门票2天前售罄。“这是12年来北京最火爆的一场球赛”，警方称，他们派出的安保创下三百多人的纪录。

　　人数众多的警方将“防止和杜绝球场集体京骂”作为当天的主要任务，每个看台下方都有一名手持摄像机的警察守卫，球迷的京骂、放烟火等行为均会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作为处理“滋事人员”的证据。

　　今年3月，中央文明办推出“拒绝国骂”活动。之后，警方在球场上已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监督球迷，严厉的处罚等待肇事者——7月25日，球迷组织“京骂联盟”被警方解散。在国安队早先的两场比赛中，这个球迷组织几十名成员举着“国安必胜”、“JM(京骂简称)联盟”和“欢迎来到地狱”三面大旗，齐爆国骂。

　　“我们的骂声能带动整个看台。”组织主要联络人郝某说。他认为：他们通常在裁判有误或客队球员犯规的情况下才会骂，有时国骂还是“一种很好的助威方式”。

　　这个20岁的无业青年，被以“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之名处以行政拘留7天，警方还限制他一年内不准进入国安主场看球。“这是球迷第一次因在球场上开骂受到处罚。”北京球迷协会会长王文说。之后的几场比赛，骂声少了。

　　9月，又有一名网友召集球迷参与赛场国骂，同样受到一年内禁止观赛的处罚。10月1日，处罚这位网友和京骂联盟所依据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废止，同日实施由国务院颁布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表示：原来的办法，只针对公安机关在大型活动的监管工作提出了要求，现在的条例，增加了承办者和政府的监管职能，和对观众的法律制约力。

　　宣泄·叛逆·狂欢·群体归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中心主任金汕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源自北京下层文化的国骂，现在全国流行，迎合了现代人压力大、寻求宣泄的心理需求。

　　对此观点举双手赞同的女球迷郭子，供职于一家时尚类媒体。平时绝不说脏话的她，一进球场，就能扯开了嗓子大骂。“赛场外不能做的事，在这里我都做了，特别痛快。”她说。

　　如果遇到裁判吹黑哨，愤怒的球迷喊过几声“黑哨”后，往往就变成了整齐的国骂。“裁判不厚道，我们当然也不厚道。”中学时代熟读王朔的郭子，认为这种以恶抗恶的痞子式逻辑至少适用球场。

　　王朔，这个小说产量惊人，但一开口就语惊四方的文坛异类，从不避称自己是流氓、痞子。文化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提出“王朔主义”，他认为构成王朔主义的三大要素之一为“大杂院出身街痞的油滑贫嘴”。

　　而另一个文坛异类王小波，辱骂在他的小说中也时常可见。他的辱骂有着接近叛逆的含义，批评家崔卫平用“狂欢”一词来指称。崔卫平认为：王小波的小说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狂欢体小说”，而“狂欢……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打破来自观念的和来自身份、地位、阶级关系的各种等级制度”。

　　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指出国骂的另一项含义：一对父子守着饭菜互相劝吃，每个人一开口先来句“妈的”，“简直醇化为‘我的亲爱的’意思了”。

　　而对京骂联盟这样的组织，成员年纪都不过20岁上下，尚谈不上“文化传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考菲尔德，和他们正年纪相仿。这个美国现代小说中最出名的叛逆者形象，以满嘴的污言秽语攻击他所痛恨的成年人世界——在那个世界，他的哥哥只爱绿色的美洲豹跑车，老师整天说些无聊话。他立志在麦田边，守护随时可能跌下悬崖的孩子(纯洁心灵)。谩骂，成为他对抗成人世界的武器。

　　郭子说，当球迷对着主队喊“xx，NB”时，似乎也是相同的意思。“骂得时候，也没觉得这些是脏话，就感觉自己是球迷中的一员，情绪和众人一同起伏。这背后，其实是群体归属感作祟。”

　　在办公室里，还能找到相似的情景。一家创意企业的职员吴先生，对见到他们就喜欢来两句国骂的老板很有亲切感，“他像个哥们，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当然，吴先生和同事都知道，和公司高层开会时，老板是从来不说粗话的。

　　比赛易引发野蛮举动？

　　但10年前的球场上，没有集体性的国骂场面。一位老球迷记得，国骂在赛场上流行，似乎是在1997年前后。也许那个发生“断裂”的时代，众多下岗的工人、愁盐米的主妇、赚不到钱的老板、工资只出不进的职员，有着足够多的心理压力，需要释放到球场上。郭子说：“现在那么多人愿意上网发泄，按小时付费骂人，不也出于同样的心理需求？”

　　不过几位老球迷认为，几十年来，整个社会都承受过量的心理压力，应该寻求另外的原因。“很多人是在1994年中国转播世界杯赛后，才发现球迷作为一个群体对现场的掌控能力。”老球迷说，“那么多人一起勾着胳膊跳，挥舞着手臂形成人浪，或齐声高唱，有节奏的鼓掌，球队的精神状态都能受其影响。”

　　当时国内的球迷，还停留在各顾各的局面。一位老球迷说：“从那以后，中国球迷也开始尝试一些集体性的助威方式，集体国骂，不知何时成为球场上最常听见的声音了。”

　　而赛场上的骂声，非中国仅有。“万人迷”贝克汉姆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他在自传《我的立场》中写道，在对西汉姆联队的客场比赛时，他清楚地听到主队球迷们高唱下流歌曲，甚至还残忍地诅咒他未出生的孩子。

　　“球场是个奔放的、狂野的、拟原始的空间，在粗野的场合反对粗话，太难为了。”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

　　在另一项国际性的比赛——美国NBA中，球星在场上喋喋不休的垃圾话，已成篮球场上的一景。垃圾话源于街头篮球，其中不乏脏话。但体育界默许了它的存在，球场上，这是打击对手自信心的法宝，而且不违规。姚明还曾被媒体封为十大垃圾话明星。

　　NBA赛场上，球迷攻击对手的激烈场面，也值得被记入史册。1993年，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后卫雷吉·米勒，在向纽约尼克斯队投入制胜一球后，对着纽约球迷大喊：“把这个球献给你们这群婊子养的。”从此纽约将米勒视为公敌，每逢他在纽约赛场上露面，球迷对他齐声谩骂。“对抗性强烈的比赛，极易引起观众的粗野举动。”一位老球迷认为，也许这本来就是此类体育运动的一部分。

　　球迷协会会长王文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说，韩国红魔队啦啦队就没有什么粗鲁的举动。每次露面，他们均统一着装、一刻不停地呼喊、高歌，伴着有节奏的鼓点左右一致地晃动，甚至尖叫，但没有人说粗话，闹而不乱。“中国人也能做到这样”。

　　时常去国外看球赛的霍星，至今记得2003年在英国观看曼联VS切尔西的一场比赛。4万人的球场坐得满满当当，整场比赛，就听见双方球迷你来我往，骂得不亦乐乎。

　　警察对这些球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说：“英国警察的态度是，只要你坐在座位上，没乱跑，没引起骚动，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不管。”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团委和北京市球迷协会、绿色狂飙文明啦啦队，借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队的比赛，联合举行了一场文明观赛活动。

　　文明观赛的理念，肇始于2004年。当年，北京球迷协会在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团委等机构支持下成立；数千名球迷通过北京城中心八个区团委组建和社会招募，组成“绿色狂飙北京文明赛场球迷啦啦队”(简称绿色狂飙文明啦啦队)。据北京市团委介绍，啦啦队创建之初的口号为“创建文明赛场就是奥运赛场的演练”。

　　8月12日晚，2万名球迷齐聚赛场，为全年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北京球迷协会派出两百多名志愿者，和啦啦队进驻赛场内外。

　　赛前，球迷协会已经发出《文明观赛倡议书》，比赛日，志愿者们在赛场外发放吐痰的纸巾、引导观众排队买票，同时配合警方对每个人做全身安检；一些球迷头上绑着“文明”字样的发带四处走动。比赛开始后，每当传来零星的国骂，随即就被席卷进啦啦队“国安进一个”的吼声中。

　　“这次活动很成功，虽然国安输了，但整个赛场氛围很好。”球迷协会理事霍星表示，“我们抓住了球迷的嘴，也就控制了国骂。”

　　“‘拒绝国骂’这四个字我们公开不提了。”首都文明办副主任郑默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发现政府和媒体越关注这个问题，就越容易引起民众注意，几乎是在提醒民众这么做。”

　　“拒绝、制止之类的提法，容易引起球迷反感。”啦啦队总指挥张忠说，每次媒体报道的越多，赛场上的骂声往往更加响亮。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郑默杰说。

　　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向媒体表示，2008年的奥运赛场上不能出现国骂的前因是2006年末，中国球迷在多哈亚运会上观看一场羽毛球比赛时，因认为裁判不公发出集体国骂，遭到印尼球迷侮辱性手势的反击。

　　奥运精神的“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更落落大方”。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这段论述，饱含对美好人性的期待。北京奥组委多个组成机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都有一个相同的期望：通过举办奥运，不仅改善一地的环境，更能提高国民素质。

　　文明啦啦队能否盖过国骂？左图京骂联盟的旗帜 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