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富平之痛

　　家政业法规真空，使卷入纠纷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创始人、经济学家郁闷而彷徨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绘制了这样一幅扶贫路线图：贫困地区的农民来到富平职业学校进行技能培训，合格后被推荐到大城市从事家政服务。茅于轼说，这个尝试一年可以创造超过一亿元ＧＤＰ。然而正在这一“系统模型”渐趋成为行业典范时，一个孩子从沙发上跌落身亡，茅于轼卷入一场官司。一审判决，茅于轼的“富平”赔偿533283．41元。

　　对于判决，原告顾先生表示，虽然在法律层面上还算公正，但孩子已经死了，赔多少都不会满意。

　　该案引起了家政行业的关注，北京市家政行业专门召开了以“防范和化解风险”为题的研讨会。对于事件始末，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扶贫典范面临“生死存亡”

　　“这太伤老人的心了。”茅于轼的夫人赵女士对本报记者说，“他一心想做好事，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些天，著名经济学家、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董事长茅于轼愁眉不展：顾先生从富平雇请的保姆雷维菊在客户家看护的两岁幼女从沙发上跌落，不治身亡。法院认定，茅于轼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作为保姆的雇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数额为53万余元。

　　“我不懂法律，我不知道这个赔偿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茅于轼细心研究过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的判决书，“对一个孩子，按成年人的标准来计算，是不对的。”茅于轼心里清楚，他在博文《无妄之灾》中“一个成年的劳动者死亡也不过赔款二三十万元”的言论，被人斥之为“冷血”，“我还是懂人情的，我不是不同意赔。”茅于轼对记者说。

　　茅于轼没有理会外界对富平该不该为此埋单而进行的法律分析。相反，茅于轼坚持认为，应该给孩子的父母心理上的安慰。“别管我们是不是中介，我们不会把责任推到保姆身上。”茅于轼说，“如果只是判赔十几万，我们就认了。”

　　他担心的是，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因为无力承担这一巨额赔偿而倒闭。为让贫困农民能进入大城市，他们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让学校学员能够安全就业，创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

　　虽然这两个机构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法人，但在这种“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中，学校和公司如同“结在一根藤上的两个葫芦”，一损俱损。

　　“如果富平关了门，我倒是一身轻松了。可那些学员怎么办？”茅于轼担心，现在仍在家政市场上的近万名保姆会从此没有依靠。

　　在山西考察“小额贷款扶贫”成效时，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通过对太原的劳务市场进行考察发现，从事家政服务是可以让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从而实现脱贫的好途径。

　　2001年底，由汤敏发起、茅于轼为董事长、投资三十多万元、取“扶贫”谐音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挂牌。

　　三个月后，学校开学，同时，投资三万元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成立。“这是为了避免学校与其他家政公司发生矛盾，也是为了维护已就业学员的合法权益。”

　　从2004年开始，富平学校与甘肃省扶贫办、省妇联合作，分批次大量联合输送、培训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到北京从事家政工作，政府用扶贫款替她们交了部分学费。“出事”的保姆雷维菊，正是这一计划的受益者。

　　事发当日，茅于轼正在北京火车站接站，迎接两位来自甘肃的贵客——甘肃省副省长和扶贫办负责人，商议扶贫事宜。

　　富平上次面临倒闭，是在非典期间，没有生源，大幅亏损。

　　“以前遇到困难，我们团结一致，总会克服。”茅于轼说，有一种精神支撑着富平。“在富平学校，有很多义工。”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总经理、富平家政学校副校长陈祖培告诉记者，“甚至有正式职工自愿几年不拿工资。”

　　“判决出来后，很多同行‘为了富平，也为了自己’，提出要捐款。”而最让陈祖培感动的是，“一些保姆写信来，要为富平捐一个月的工资。”

　　到底是不是中介，成为争议焦点

　　事发之时，家中只有雷维菊和顾先生的女儿小雨（化名）。对于事发经过，雷维菊2月9日在通州区公安分局的口述，成为各方了解事件本身唯一的材料。在通州西集富平家政学校的家居模拟室里，陈祖培向记者讲述了这一过程。

　　2007年2月7日，是雷维菊来顾先生家的第三个月。正午时分，小雨再次呕吐，雷维菊将小雨置于沙发上后，将孩子的脏衣服拿去卫生间清洗。就在此时，听到了孩子落地的声音。雷维菊赶紧打电话通知孩子的妈妈后，在邻居“妮妮的姥爷”的帮助下，雷维菊将孩子送往通州区妇幼保健医院，之后转往北京儿科研究所，而后转到北京天坛医院。然而一切努力都未能留住孩子幼小的生命，次日凌晨三点，孩子死亡。

　　生命的结束，并非纠纷的开始。

　　“当时根本没有‘责任应由谁承担’的概念。”陈祖培说，“孩子摔成这样，救人是当务之急。”他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富平其他领导的肯定：一定尽我们所能，帮助救治。一切费用由富平承担。

　　9日，在公安分局向警方了解情况时，陈祖培接到顾先生电话，通知他帮助办理遗体告别及火化事宜。

　　次日，陈祖培陪同顾先生办完相关手续。12日，在举行了告别仪式后，孩子被火化，骨灰被安葬。13日，汤敏前往探望。

　　“当时我有疑惑，为什么这么快火化？”陈祖培说。但是面对悲痛的顾先生夫妇，他并没有迟疑。

　　茅于轼用“糟糕”两个字概括此后与顾先生的纠纷。在支付了顾先生总计5．96万元的各项支出后，双方在最终的赔偿数额上难以达成一致，并发生激烈冲突。

　　从2月25日茅于轼探望时顾先生提出100万元的要求，到3月11日又提出150万元的条件，顾先生认为，这都不能弥补失去女儿所带来的损失。“100万、1000万能买回我女儿的生命吗？！”顾先生认为，茅于轼在逃避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5月10日，顾先生向北京市东城区消协投诉，然而消协组织的调解并未能使双方达成一致。7月16日，顾先生将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诉至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称富平家政中心工作人员雷维菊在提供服务时，没有履行应尽职责导致其女死亡，要求判决富平家政中心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的焦点在于，保姆应该尽到何种注意义务以及保姆与家政中心之间是否为雇佣关系。

　　富平家政的代理律师孟凡胜认为，保姆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后处理措施也是得当的，孩子因摔倒而死亡属于意外事件，并非侵权行为等方面的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意外事件应该由保险公司埋单；而家政中心与保姆之间应该是中介服务关系。

　　“作为消费者，我找保姆最低的要求就是安全。”顾先生对记者说，“富平的宣传显示，富平不是中介。”

　　东城区法院经审理认定，雷维菊疏于照顾，对孩子死亡主观上有过错；雷维菊在公安分局承认其为家政中心员工，签有聘用协议，因此认定家政中心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责任。

　　经济思维与法律思维的碰撞

　　“我不懂法律。”这是茅于轼与记者交谈时经常提及的。帮助中西部农民脱贫，是他创办富平的出发点。

　　茅于轼的富平是非营利的，然而“‘非营利’不代表不盈利。”主张用市场扶贫的茅于轼对此的解释是，“只是投资人不盈利。”在创办富平之前，茅于轼的“小额扶贫基金项目”向创业农民提供的贷款，虽然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担保，但要收取高于银行的利息，此举目的有二：让投资者看到有钱可赚，刺激投资者向基金投资；让农民知道贷款并非无偿，刺激农民赚钱。

　　慈善是可以赚钱的，茅于轼认为，这一思路在富平得以延伸。

　　富平家政学校是收取学费的，富平家政中心是收取服务费的。这也成为很多人否认富平慈善性的理由。

　　“我没有从富平拿走过一分钱，我的投资也不会拿回来。”茅于轼说。作为董事长，茅于轼并没有从运转良好的富平拿过工资、报销过单据，不仅如此，一些外出讲课得来的讲课费，扣除税款，他也都捐给了富平，茅于轼装修简陋的家也成为了富平会议的举办地。“我做这些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农民能进城工作，权益不被侵犯？”

　　让项目长期滚动发展，保护保姆利益，是他联合汤敏创办学校的原动力。

　　在北京市2954家家政服务企业中，茅于轼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独树一帜。这种“以培训为依托，培训和服务相结合的经营模式”被北京市家政服务协会会长李大经称为“另类”。除了向客户推荐合格的保姆外，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还承担起了“工资转账”和“岗位督导”的责任：一方面，为防止客户克扣、拖欠保姆工资，家政中心在与客户的合同中约定，客户每月将保姆工资打入中心账户，再由中心负责转到保姆手中。中心并不因此收取佣金，而是要求客户每月另付50元，作为“督导费”，中心派员专门负责客户与保姆间的沟通。而事实上，这一模式作用显著——几年来，富平的保姆没有人被拖欠工资，每月能享受四天假期，还能参加中心组织的游览。

　　“然而工资经过富平转手，性质就变了：本来由雇主发给保姆工资，变成了富平发给保姆的工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对记者说，“富平多做了这些就会被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保姆是公司的员工，保姆自己，甚至连富平家政服务中心部门经理都这样认为。”而最终法院也作了这样的认定。

　　“其他保姆公司是纯粹的中介组织，我们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介绍出去了就不管了。”茅于轼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他没有想到这样会给自己惹来法律上的麻烦。“你以为我做错了？”他固执地认为，“不是我的错，我没有错！可能是法律有问题。”

　　然而，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提醒，法律就是法律，法院判决家政服务中心承担责任了，所以不应该由学校承担责任，否则也是违法。同时行业应该尽快完善家政公司与雇主之间的合同，避免家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尽快完善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的合同，不要形成雇佣关系，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

　　行业呼唤救赎

　　“学校办了两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学校有学员一万多名，哪能不出事？”茅于轼说， “但是除了加强教育，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很多人认为保险是化解这类问题的良药。茅于轼分析说：“保险有一个大数定理，入的人越多，赔付越高。我们算过一笔账：现在的50万理赔数额，一个保姆一年需要交2000多块钱的保险费。她怎么交得起这笔保险费？她交不起，谁来交？”

　　现在，茅于轼该不该赔，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个案件牵动了整个行业的神经。为此，北京市家政行业召开了以“防范和化解风险”为主旨的座谈会。

　　家政服务过程中，保姆自身受到伤害的，有为家政服务员量身定做的意外伤害加意外医疗保险来埋单；造成客户财产损失的，富平家政在与客户的合同中约定：因服务员个人原因造成客户财物损毁，一般赔付额不高于服务员当月工资。而唯独造成客户人身伤亡的，保姆、家政公司应该如何担责成了盲区。

　　“现在没有家政行业相关立法，甚至没有相应的规范，一些服务责任过于模糊。”中国劳动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昕不无遗憾地说。

　　北京市三八服务中心的总经理张先民说，“难道要让一个保姆一天24小时只负责盯着孩子？”显而易见的是，在国家没有对保姆应该如何担责作出规范前，“在北京找看孩子的保姆很难。”

　　“家政服务中心跟雇主之间的合同是居间合同，并有品质保证性质，不能对一般的过失或者意外事故承担任何责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从法理上对这一合同进行了分析，“把所有家政服务中心介绍去的人当做是雇员来对待，大大增加了家政服务中心的民事责任。”

　　雇主雇用保姆不是单位用人，因此不在劳动合同法所调整的单位用人范围。“谁保护保姆的利益？”江平认为，家政公司给保姆上保险、发工资，是保护保姆合法权益的好方式，但“一定要在合同里写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要把哪些事情揽进来。一旦超过一般的居间关系，就要引起注意了”。

　　“对于富平这样的家政公司，对他们做的公益事业表示敬意。”北京市家政协会法律顾问、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教授刘明辉说，“家政企业主动负责为服务员发工资、进行后续跟踪、协调服务，是家政业发展的方向，是法律鼓励的趋势。”

　　“家政公司如何防范风险，社会机构如何帮助其化解风险，关系到几十万市民家庭和几十万家政服务员的利益以及数千个家政服务公司的正常运转。”李大经会长呼吁全市所有的家政服务组织都为进一步规范北京的家政服务行业贡献力量，当前需要做的是，认真贯彻今年3月15日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北京家政服务通用要求。

　　而茅于轼的富平需要做的，除了等待二审能有转机，就是筹钱，他不可能通过宣布投资3万元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破产来逃避53万余元的赔偿。

　　“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法律的条文也能改一改，更完善点。”茅于轼说，“每个人也都应该思考一下，自己在实现社会和谐中，起到什么作用。”

　　代表委员说家政

　　全国政协委员毛增华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根据各地实际出台《家政服务业管理条例》，规范用工合同，并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依托城市办事处或社区建立规范的、非赢利的家政服务机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各个区建立家政服务培训学校，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家政业务学习和技能培训，为今后建立职业化的家政服务队伍打好基础。

　　广东省政协委员罗活活 家政服务业长期处于权益真空状态，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至今未有切实可行的法规进行保障。目前工商部门将家政行业界定为中介机构，却没有明确家政服务是一种职业，因此有些机构错误地认为雇主是消费者，雇主不满意，就去找消费者委员会，这是不适当的。

　　由于家政业本身的特殊性，许多问题无法完全依靠劳动法解决，亟须专门针对家政行业的法规。政府应对家政行业建立行业准入制度，并适当拨款对家政工人进行培训，定出级别和考核标准，持证上岗者即为合格合法，这也将让家政行业和家政工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上海市人大代表李传福 建议政府引导和发展实体型家政服务公司，由公司与雇主家庭建立合同关系，从业人员作为公司员工，以劳务派送的形式提供服务，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培训，并落实相关社会保险和基本劳动标准政策，其中的外来从业人员应该按照所在城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办法，由单位为其交纳保险费。

　　深圳市十多位政协委员 建议鼓励家政企业发展员工制家政公司，并且与保姆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以及明确保姆的社会保险缴纳方式等。

　　汕头市人大代表陈月笙等 建议把保姆职业推向规范化，使雇佣双方互相信任，避免发生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