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两个责任编辑

　　我这人“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写稿子写了一辈子，投稿子投了一辈子，和两个编辑交道也就打了一辈子。

　　在我的印象里，最本分正直的一位是我的启蒙编辑顾仕鹏。《康熙大帝·夺宫》书稿未成，顾老师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把康熙这个人的阴险、毒辣、虚伪和残忍……这些方面写足。”我当时答道：“不能这样写。康熙是‘大帝’，一定要把‘大’字写足。”我没按他的意思去作。

　　世上的道理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似乎永恒不变。当时二月河只是一个小小文津渡口的“过客”，我自己也晓得只有任人家责任编辑“欺”的，只有受欺的份儿。我所以敢作“不能这样写”的“仗马之鸣”，是因为我懂得，如果我不能接受领悟编辑的话意，即使“努力去作”，也巴结不上编辑的思路。与其左右为难，不如“顶”字为好。

　　然而，顾仕鹏似乎没有“店大欺客”的这思维。康熙第一卷小磨小擦，第二卷则大磨大擦，几乎翻天覆地。有时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或拍案而起，但终久没有把稿子出书的事给废了。可见他是没有私意的。

　　我见过提着一篮小雏鸡去“贡献”编辑的，也见过被编辑一顿狗血淋头骂得蹲在石墙角搂头大哭的。这很简单，作者知名度不够大，有求于编辑——倒过来说，编辑掌握着“发稿权”，一言可以兴尔邦，一言则能丧尔邦，万万是不能开罪的。顾仕鹏却永远是一副朋友和老大哥的严肃面目：你来郑州住我家来，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没有床就睡沙发。没有客气，有的只是真切地照拂。说到“事上”，各说各的。吵红了脸，该吃饭时“请坐，拿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吃”，吃完饭咱们接着吵。我也从没想到过送他雏鸡之类的意思。直到他退休了，老了病了，卧床不起——我听说了，这时我已阔了点儿，给他寄了三千元——老实说，这也是根据他平时为人的廉正表示的一点点心意，很薄了。但没几天他就托人把钱送了回来，闹得我微汗。

　　大约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尚未出书，我正和顾老师“吵稿子”的时候，周百义来了。

　　他看上去很弱，也瘦，身上挎个帆布提包，说是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小编辑，是个只有初审权的小编辑。很寒俭的样子，自我介绍说，“我在湖北工作，但我是信阳人。”

　　我当时已经出了第一本《康熙》，印了7万多套，第二本也基本成型，即将付梓。名气不算很大，但郑州广播电台天天都在播我的小说，按现在说法，“区域性”的名气已相当可以。自然的，我也许就有了点牛气。我告诉他，“我和黄河文艺出版社合作得很好，不打算在你们那儿出书。”他则说，“没有听说哪个作家专门给一个出版社出书”，也没听说哪个出版社把一个作家“包起来的”。他还说，你走过了“黄河”，再走过“长江”，你就占领了全中国。

　　他很执拗，坚持说，“我就住在南阳，你写一章我带走一章。”

　　好说歹说，我才劝走他，条件是“雍正的书给你（长江）”。

　　有点意外的是，《雍正》第一卷出版后，我把第二卷书稿寄去，周百义却调离了出版社，到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去了，也升了。再意外的是，他反复强调，不能给我退稿。他认为《雍正》是“传世之作”，他坚持仍要当这责任编辑。

　　读过我的书的人都晓得，《康熙大帝》第四卷与《雍正·九王夺嫡》写的是同一时期的人与事，未免就有相同的情节与表述。康熙的书已出，《雍正》稿子在出版社，周百义却不是出版社的人，却又当着责编。若许情形，谁都能明了其中的不便与尴尬。

　　大约一两年的光景吧，周百义终于调回出版社了，当了领导，三卷书全都出来了。他告诉我他与出版社的艰难谈判出书经历，真的让人有些鼻酸。他的坚忍与韧柔个性，真的十分突出。

　　他年轻，也确实有点孩子气。有次他来讨稿子，我说“没有”，这时我们熟得很了，他说“不信”。他就蹲在我的稿子箱前，看着我翻积稿，瞪着眼：“那，那不是一篇？还有那一篇！对，就你手底下那个……也是一篇！”有点像小孩蹲在窝前看母鸡下蛋，下一个收一个，“那，那里还有一个蛋”，他也就又为我出了《匣剑帷灯》这部散文集。

　　去年吧，听湖北有人说闲话，说周百义吃了我版税酬劳的“回扣”。我一听便哑然失笑。现在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能出我的《落霞系列》三部曲，是“物竞天演”的结果，周百义在激烈的较量中击败了黄河文艺出版社、甚至击败了中国作家出版社，才把出版权夺在手中。很多人现在还不甘心，还在打这部书版权的主意，直到今天，还有人来电问我：“与长江社的合同到期没有？我们的实力比他们大得多”——这么多的人争抢给我出版，条件也都不菲于湖北，我凭什么让周百义吃我的“回扣”？白痴才会如此。

　　人要活出精神来。人与人之间有远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在支撑。细心的读者会看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卷出版比《雍正》的第三卷更早，这是有原因的。当我写完雍正第二卷《雕弓天狼》之后，老编辑顾仕鹏“要退”。他捎话说，希望退休前再与我合作出一本书。因此，我停止了雍正第三卷的写作，而抢先出了乾隆的第一卷。

　　我与长江社最初签约，是稿费制。周百义想让我多拿一点钱，他们办有《当代作家》刊物，于是主动提出先连载再出书。合同未到期，长江社又主动把稿费改为版税，为的就是我能“多得一点”。他无非就是希望我能和湖北的“长江”保持更好的情分与合作。这个心我不能不领情。

　　顾老师与百义都有几年没见了，不知现在如何？《邹阳狱中致梁孝王书》说，人之交有“白头如新”，有“倾盖如故”，知与不知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