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本组稿件采写 刘华 张惠 尹婷婷 摄影 谢明刚

　　昨日上午，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进入分论坛讨论阶段。在三个分论坛，我市政府官员和各位专家学者一道，结合成都实际，就“如何完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共同探路

　　 ■第一分论坛

　　话题：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以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孙平出席第一分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昨日上午，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进入分论坛讨论阶段，市委常委、副市长孙平出席第一分论坛的活动，并以《以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为题作主题发言。市政府秘书长毛志雄参加了该论坛的研讨。

　　孙平在发言中指出，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是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实践；市场化改革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加快新型城市化，都应当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同时，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形成；用市场化的理念进行综合性的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建立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机制。

　　 推进新型城市化

　　我市将加快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

　　“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并不是要把所有农村变为城市，关键要形成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在昨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第一分论坛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孙平围绕“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这一主题，结合成都实际，就如何推进成都的试验区建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

　　 做大分子与缩小分母

　　“要缩小城乡差距，我们认为一个根本的出路就是用城乡统筹的理念来推进新型城市化，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那么，什么是新型城市化呢？孙平说，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既具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它跟传统城市化有相同的内涵，就是一部分农民转移到城市；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还有一部分农民不可能进入城市，仍然从事农业、生活在农村，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应该与城市相当，这也是一种城市化。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城乡差距主要就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要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农业、农村的产出，即做大分子；另一方面也要尽量减少农民数量，即缩小分母。”

　　 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

　　农民要向城镇转移，需要在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巨大的公共投入，农民自身也需要付出包括购买住房、缴纳社保和其他需要支付的费用。孙平接着算了一笔账，“根据我们的测算，平均使一个农民拥有城市居民或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成都的实际来看，需要公共财力和个人投入约15—20万元的成本，成都现有农民约600万人，照此计算，投入总额就要9000亿—12000亿左右，显然公共财政无法支撑。”

　　“因此，我们应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农村和农民拥有大量的资源，要使它们能进入市场流动，实现其价值的显化。当前，要在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重点是针对农村土地、房屋产权所有者虚置，市场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问题，着力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值的最大化。”

　　 完善补偿机制保护耕地

　　“成都在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中，为保护耕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正在研究建立耕地保护的补偿机制。”作为本次论坛的主题，孙平在发言中就主体功能区的形成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并表示，从主体功能区的定位来看，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失去了一定发展权的。然而，单纯靠行政手段限制发展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因此，要把行政手段与利于调节结合起来，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他透露，正在研究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其基本考虑是通过国有土地出让收益以及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耕地保护基金，用于提高耕地生产能力和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农民的补偿，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形成有效的耕地保护长效机制。

　　 打破门户提供同质服务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机制呢？在阐述了为什么要以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后，孙平继续对“怎样做”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改变目前农民在城镇长期务工也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的现状，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门户”限制。同时，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福利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就业培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做到凡是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保障，农民也同样享有。

　　 ■第二分论坛

　　话题：监管改革、政府创新与投资环境改善

　　从三方面优化投资环境

　　白刚出席第二分论坛并发言

　　昨日，在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第二分论坛上，副市长白刚围绕“监管改革、政府创新与投资环境改善”的主题，结合政府职能和成都实际谈了三点体会。

　　白刚指出，从成都的实践看，加强制度创新是优化投资环境的关键，成都市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市场运作的投融资平台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加强市场监管是优化投资环境的基础，成都市着力从诚信环境、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三方面入手，建立信用制度、扩大市场开放，规范市场秩序使投资者获得保障；加强公共服务是优化投资环境的保障，成都市着力解决与投资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问题，提供政务信息、行政审批和配套服务，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者后顾之忧。白刚表示，获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成都迎来了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真诚欢迎在座企业来成都发展，为进一步改善成都的投资环境献计出力。

　　 完善投资环境

　　该做的三件事与不该做的一件事

　　“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与投资环境相关的公共物品；不该做的事情是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在昨日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第二分论坛上，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代表一起就“监督改革、政府创新与投资环境改善”的主题展开了讨论。

　　作为主题发言的嘉宾，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张春霖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总结了地方政府应该做的三件事和不应该做的一件事，以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投资环境。

　　 应该做：促进社会公平

　　张春霖认为，政府应该做老百姓和市场机制不愿意做的事情，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在这方面，政府面临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要消除绝对贫困，二要保障机会均等和过程公平，第三就是收入再分配。与市场相关的另外一个事物就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提供一个和投资环境相关的公共物品，比如法制、产权保护，以及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例如成都市政府代表所谈到的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打击不公平竞争行为、宏观经济管理、对汇率利率的管理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不该做：损害公平竞争环境

　　“政府不应该做的，就是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张春霖认为，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重点扶持”最后导致的“重点歧视”。他举例说，很多政府的工作计划内容是“今年重点扶持某家小巨人企业……”，而实际上在重点扶持一些企业的时候，实际就是重点在歧视其他的企业。政府眼光往往放在增长快、规模大的明星企业，或者是外国来的大公司，却相对较少顾及本地土生土长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外商投资确实是地区发展很重要的力量，但创造工作岗位最多、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最终还是广大普通的民营企业。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些弱势的中小企业，给普通老百姓创立的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攀成钢、康弘、国美、迈普等本地与外来投资的企业，也与工商、质监、税务、物价、海关等部门的代表面对面进行了坦诚的对话。

　　 ■第三分论坛

　　话题：投资环境与城市竞争力

　　成都的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

　　曾万明出席第三分论坛并发言

　　在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第三分论坛上，围绕地方政府投资环境改善及政府创新主题，世界银行学院金融与民营部首席经济学家樊启淼等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在论坛上建言献策。副市长曾万明出席第三分论坛并讲话。

　　曾万明表示，加强制度创新是优化投资环境的关键，我市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市场运作的投融资环境等三方面，进行了制度上的创新，初步形成高效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场监管是优化投资环境的基础，我市强力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讲求诚实守信、扩大市场开放、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公共服务是优化投资环境的保障，我市着力解决与投资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问题，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

　　他表示，当前，成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迎来了加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相信成都的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投资者一定会获得丰厚回报。

　　 提高城市竞争力

　　成为产业转移的核心承载地

　　作为西部内陆城市，既不沿边，也不靠海的成都，如何吸引投资者“挑剔”的眼光？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加快的步伐中，成都的城市竞争力优势在哪里？昨日，在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第三分论坛上，樊启淼的“投资环境与城市竞争力”报告直奔主题而来。

　　 投资环境直接影响竞争力

　　“何谓竞争力？它其实是提供产品服务的能力，我们说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产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实际上是指这个企业、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国家比其他的企业、国家或者地方能更有效地满足克服需求的能力。”樊启淼认为，外部与宏观的因素、地区自然禀赋、投资环境、地方创新四大要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的竞争力。

　　“投资环境对城市的整体竞争力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去年在120个城市的企业调查中得出来一组数据，对于投资环境好的城市，这个地区企业的生产力高于平均水平的50%，投资收益率在15%—20%以上，就业率的增长每年也高于10%。”樊启淼分析，包括深圳、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他们的全员劳动生产力还能提高23%，成都在西部地区来说，是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如果能把投资环境水平提高到全国最好的水平，全员劳动生产力还能提高37%。

　　 成都的尝试难能可贵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里，资本、劳动力和企业更带有流动性，而中国中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机遇，就是制造业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樊启淼分析，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投资者此时就会考虑，把这些生产基地转向内陆地区，成都将成为产业转移的核心承载地，“在这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可能是一个机遇，但也有可能错过这个机遇，是否能抓住这个机遇，在很大层次取决于一个地方政府能否尽快地改善他的投资环境。”

　　樊启淼认为，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在增强城市的竞争力的过程中，面临着比东部地区更多的挑战，与沿海城市相比，内陆城市的交通成本相对较大，起步较晚，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功课”还较多。“当我们不能去改变自然禀赋的因素时，也意味着西部地区，比较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要付出比东南沿海地区更多的努力，而在这些方面的探索，成都的尝试，是难能可贵的。”

　　精妙言论

　　阐释城市竞争力樊启淼讲了个故事

　　如何理解城市竞争力的内涵？樊启淼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周末，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到郊外去爬山，穿的是非常厚重的爬山的皮鞋，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出现了一只非常饥饿的老虎，经济学家就从包里拿出了一双非常轻便的跑鞋，律师非常不解地问，这个时候换鞋有什么用呢？你能跑过那只老虎吗？经济学家说，我根本用不着跑过老虎，我只需要跑过你就行了。

　　乍一听，这是一个关于道德与友情的故事，但樊启淼的精妙解释，却让大家恍然大悟——“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有的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之上，必须根据市场和需求的变化创造和塑造新的比较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