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忠：和谐社会基础在于群众利益

　　深圳是靠改革开放起家的，是靠改革开放立市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我们对于改革有一个规划，今年改革的重点是放在事业单位改革上。事业单位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由过去计划经济下的旧体制向市场经济下的新体制转变。

　　事业单位改革量大面广，现在初步反响很好。由于涉及到各方利益，改革既要力度大，同时又要兼顾发展和稳定。我们采取“半步策略”，不求一步到位，而是要积“小胜”为“大胜”。

　　今年70％以上的公共财政要投入到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

　　和谐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是利益问题，如果利益问题解决了，那么建设和谐社会就有了基础；如果利益不平衡，大家有意见，心理不平衡，那和谐的基础就不牢。

　　记者：去年深圳提出了“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其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什么？这个指标体系在改善民生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鸿忠：提出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我们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净福利”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产出减去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等其他成本之后，群众净得到的利益。

　　这个指标体系的着眼点，首先是要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净福利指标体系选取的21项指标，都关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把这个指标体系公之于众，每一年的“账目”群众都能看到，他们从中能看到每一年的“净利益”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增长了多少。党的执政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用一个指标体系来量化、彰显它，让群众切身感觉得到。

　　另一方面，深圳把这个指标体系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的工作政绩和指挥他们工作方向的一个“指挥棒”。我们每年要公布民生净福利指标，而且要按区域公布，从而激励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现在看这个指挥棒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利于群众。去年我们公共财政50％以上是投入到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上，比如公共设施、就业、医疗，教育等等，今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70％以上。进一步讲，这个指标体系还是深圳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有力指挥棒。

　　和谐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是利益问题，如果利益问题解决了，那么建设和谐社会就有了基础；如果利益不平衡，大家有意见，心理不平衡，那和谐的基础就不牢。所以我们把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心放在解决群众利益问题上。

　　我们就是利用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这个工具，来督促、检查、促进各级政府朝着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方向努力。

　　事业单位改革不求一步到位，“半步策略”积“小胜”为“大胜”

　　事业单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大家的利益更大、生活得更好，如果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损害大家的利益，使大家的钱更少、利益更少，这样的改革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决不能搞这种改革。

　　记者：前不久，深圳在传达十七大精神的会议上，启动了第二次事业单位的改革。这次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改革难在什么地方？

　　李鸿忠：深圳是靠改革开放起家的，是靠改革开放立市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我们对于改革有一个规划，今年改革的重点是放在事业单位改革上。事业单位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由过去计划经济下的旧体制向市场经济下的新体制转变。

　　事业单位改革的第一步是分类改革：需要回归到政府的，就变成政府机构；能走向市场、走向社会的就企业化、社会化，改掉那种政府办事业的体制。接下来是要深化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机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事业单位改革量大面广，现在初步反响很好。由于涉及到各方利益，改革既要力度大，同时又要兼顾发展和稳定。我们采取“半步策略”，不求一步到位，而是要积“小胜”为“大胜”。

　　事业单位改革难度最大的应是思想观念和利益问题。因为在旧体制下，大家都是“铁饭碗”——当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铁饭碗”，但是大家都习惯了，这个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大家的利益更大、生活得更好，如果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损害大家的利益，使大家的钱更少、利益更少，这样的改革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决不能搞这种改革。但是呢，体制转换过程当中的变化，咱们还是要去适应。

　　深圳要搞“强势环保”，凡是超标排放的企业都要登报忏悔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建设生态城市问题上，深圳有什么举措？

　　李鸿忠：“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在党的重要会议上第一次出现，说明我们党的发展理念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生态建设工作深圳起步是比较早的。十六大后我们就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前年又划定了“生态控制线”，把全市近一半的土地纳入其中、保护起来，不搞开发建设；我们还出台了一项制度，凡是超标排放的企业都要登报忏悔。对排污严重超标的企业，我们要通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让它在深圳无立足之地。

　　深圳要搞“强势环保”，要讲“厉法、力行、利导”。所谓厉法，就是严格执行法律；所谓力行，就是加大力度保护生态环境；所谓利导，就是运用经济手段引导社会经济行为。过去招商引资，引进了项目就是有功。现在如果引进了有污染的项目，我们说非但无功而且有过。

　　深圳还提出要“铁腕治污”，我们的环保局长是女同志，我对她说“你要做‘铁娘子’”。现在要治理生态环境，没有铁腕不行。有的地方用罚款手段，但那些罚款远远不足以弥补污染的后果。

　　我们还制定了环保政绩考核办法，从政绩观上、从组织上加强干部对环保的认识，就是将环保做得好不好作为重要政绩标准，与干部的升降流转挂起钩来。

　　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企业外迁

　　一段时期以来，我市确有部分企业向外转移，但转移企业的总量不到我市企业总量的千分之一，而且新增企业远远多于注销企业。

　　记者：据说现在深圳出现了大批企业外迁的情况。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影响到深圳未来的发展？

　　李鸿忠：说到外迁企业，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企业外迁。一段时期以来，我市确有部分企业向外转移，但转移企业的总量不到我市企业总量的千分之一，而且新增企业远远多于注销企业，2005年以来，全市新登记注册企业11万余家，其中今年上半年就有2万余家，远高于同期不到4万家的吊销、注销企业；而且新增企业质量明显改善，“三来一补”项目减少，外资企业增多，高科技、金融、物流、文化企业增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我市经济结构的高端化调整正在稳步推进。

　　对于外迁的企业，也要具体分析，主要可以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在深圳强有力推动建设循环经济的形势下，在环境保护的强有力措施下，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难以立足，搬走了；第二种情况，深圳城市产业结构正在升级，相关的劳务成本、土地成本都提高了，中低档的一些企业就往外转移，沿着成本台阶向下转移，这是非常正常的；第三种情况是，有些企业总部放在深圳，把加工生产环节放在其他地方；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违法的企业外迁。他们将来在哪里都是无法立足的。

　　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密切关注企业调整的具体情况，一旦发现适合深圳发展需要的企业出现外迁动向，市委、市政府一定会认真研究、做好工作，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用良好的服务千方百计留住这些好的企业。

　　对待产业转移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做“消长平衡”。所谓消长平衡，就是支撑城市的骨架一定要健全，无论中档、低档、高档的产业都要有。各个地区发展阶段不同，可以进行高中低档调整。深圳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必要的，但过程必须把握好，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把握企业转移的节奏，强调渐进的、无缝的过渡，在调整中保持平衡，在平稳中实现升级，最终形成良好的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

　　深圳是社会主义的窗口，不光要有高楼大厦，还要有政治生命力和影响力

　　记者：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深圳能否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李鸿忠：深圳提出“文化立市”，一方面反映了深圳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说明文化是深圳四大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软实力，讲得非常深刻。现在世界上有的国家出口创汇最大数量的是文化产品。这不仅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载体，可以彰显和放大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文明，从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因此，对我们来讲文化建设是关系着如何应对全球化，如何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问题。

　　我们是从四个方面来认识文化建设的：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有文化载体。比如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一套先进的概念和理论，但还要有载体去落实，这个载体就是文化。深圳不光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政治交锋的“前沿”。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窗口，要体现我们的优越性，不光要有高楼大厦，还要有政治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要加强文化载体的建设。第二，从“现代化”的内涵来理解文化建设。我们过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多地着眼于经济和民生方面。除此之外，还要在文化和文明的层面上实现现代化。第三，从增强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加强文化建设。我讲城市“发动机”，法律、体制机制等等都是发动机，但最根本的我认为是文化。深圳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创业呢？吸引大家来的是这里的移民文化、创新文化。第四，把文化当成产业来建设。今年上半年文化产业对我市GDP贡献率已经达到6.7％，虽然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还有差距，但势头很好。

　　深圳“走出去”向外地学习也是扩展的需要

　　任何地方在发展上都已没有绝对优势，深圳也是如此。既然都有优势，我们就要寻求优势互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记者：以前很多城市向深圳学习，我注意到现在深圳也常组团到各省市区考察。深圳从考察里面学到了什么？

　　李鸿忠：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各种优惠政策已经“普惠化”了，深圳已经没有更多的政策优势；20多年来，全国各地都根据自身实际，不断发展、巩固、提升各自在历史文化、地理、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地方在发展上都已经没有绝对优势，深圳也是如此。既然是都有优势，我们就要寻求优势互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到外地考察，我们首先学到了人家的精神。比如内地一些地区，他们的发展条件不如沿海，但是他们的精神非常可贵，在艰苦条件下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我们要学习人家的这种奋斗精神。另外，我们还学到了人家发展的先进理念。

　　“走出去”也是扩展的需要。我们每次出去，都带着企业家。党政在先，企业在后。每到一个地方，招商引资会都签很多合同，我们向人家学习到了经验，企业家也拿到了项目。可以说，通过到其它地方的学习考察，寻找出路，实现了促进发展，互利共赢。本报记者 曾妮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