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满足民众知情权须调整保密边界

　　推荐

　　“知情权”对我们来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熟悉，近几年来媒体常常谈论到知情权，特别是在有些不虞之灾出现(例如“非典”)的时候，最近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谈到党员与公民权利时也强调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知情是参与和监督的前提。说它陌生，就是在我们本土的政治文化资源中找不到它的影子，没有这个传统。民众热衷于打听小道消息，而忽视知情的权利。

　　自古以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人们敬仰的圣贤，谁也没有讲过政治大事须让老百姓知情，仿佛在政治运作中没有民众的存在似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反对“铸刑鼎”就是民“不可使知之”的一个例证。孔子认为“刑鼎”一铸，法律公开，人人皆知，不仅使实施人治的君子失去了操控能力，而且只会给老百姓钻法律空子和更多犯罪的机会，决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要实行“不可使知之”的方针，不仅仅只是消极地不告诉老百姓政治如何运作，而且自先秦以来就积极地、有意识地向老百姓保守运作的秘密。先秦诸子为统治者想了很多，儒家在《易经·系辞》引孔子的言论说：泄密是出乱子的根源，“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这是从不保密造成的严重后果来强调政治保密的必要。这段话在秦汉以后的皇权专制社会中起了很大作用，成为在朝臣子谨守的圭臬。

　　近百年中国长期处在激烈的斗争之中，保密、特别是保守各自策略的机密，几乎成为争夺权力的各个派别一直奉守的规则。本来这个规则应该随着“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结束”而告终。可是，由于对形势误判，在阶级斗争理念的支配下，不仅把这种规则延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且有扩大的趋势。既然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处处有阶级斗争新动向，人们疑神疑鬼，那么，“保密”自然而然上升成为公民的最高准则。那时候什么都是机密，发行量很大的《参考消息》，几亿人都使用的粮票、油票、工业券都是“内部保密”，千万不能让外人得知。其实大约“地球人都知道了”，只有中国人才认为这是自己独享的秘密。

　　我觉得用“改革开放”概括1978年末以来实行的社会变革特别恰当。“开放”这个词，不仅仅是对外开放，也包括开放我们的心胸和头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社会和国家面前都是享有权利的，使我们意识到许多神秘的东西原来也很平常，是有人愚弄了我们。

　　然而，习惯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有些官员或其政绩发生问题，或其劣迹被人揭发时也会祭起“保守机密”的法宝，用“泄密”作为报复的武器，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在暴力还存在的世界上，自然应该有其不应该泄露的机密乃至绝密。但保密首先是政府工作人员中那些掌握机密的成员的事，而非媒体或普通公民的首要责任。

　　(作者王学泰，原刊于昨日《新京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