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南方大厦差点拆了另建高楼

　　

■被高楼包围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农讲所，原有格局风貌已被破坏。

　　

■从宝华路口到多宝路口呈1/4圆周走向的恩宁骑楼街上，公房物业内的商铺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拆迁通知。

　　

　　

　　权威人士披露上世纪末旧城改造片面学香港建高楼造成失误的内幕

　　旧城改造与文化传承之广州检讨1

　　■新快报记者 陈志杰 何姗 王翔 李小萌/摄

　　深读指引

　　作为“中调”旧城改造的第一炮，恩宁路骑楼的去留之所以引起市民的强烈关注，盖因上世纪90年代的旧城改造留给人们的伤痛教训，“大拆大建”对广州的历史文化破坏严重，从历史地段、建筑物、历史街区，到整个城市格局、风貌都成为牺牲品。有2200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都浓缩在老城区，人们有理由担忧，新一轮的旧城改造会否重蹈“大拆大建”的覆辙？

　　而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战略中，专家们也对旧城改造的失误进行反思，并期望“中调”不要让“建设性”破坏重演。

　　2007年11月的一个晴朗天，谭欣在宝华路的“顺记冰室”买了芒果雪糕，拐过多宝路，回到恩宁路寻找她的儿时伙伴朱丽莹。

　　十多年前，谭欣是十五甫正街小学的一名小学生。“那时候，妈妈每天骑单车来接我上学、放学。”

　　走过八和会馆的时候，几个放学的孩子正趴在趟栊门上，看屋里一台电视机播《西游记》。谭欣悄悄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小学毕业后，谭欣就搬到白云区住，朱丽莹一家还住在恩宁路。

　　在住了一辈子的安土街老屋，朱丽莹89岁的爷爷迎接了孙女曾经的小伙伴。老人家住的房子被告知要拆迁，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搬迁、搬到哪里。

　　“老了。真不想搬走。一定要搬还希望能靠近西关住。真不想去一些车来车往的地方。”老人说。他的孙女朱丽莹也惋惜地说，搬走之后，老街坊都分散了，爷爷的生活会少了很多乐趣。

　　2007年初，广州出台“中调”战略，其中重点之一是旧城改造。随后恩宁路启动危房改造工程，成为广州新一轮旧城改造的试点，区政府跑到香港去招商。

　　恩宁路保留有完整连续的骑楼，以及八和会馆、金声电影院等老广州记忆深刻的文化场所。岭南建筑专家汤国华更是将恩宁路骑楼街视为广州旧城最后的“处女地”，其存毁牵动广州人神经，也再次引发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失存的担忧和争论。

　　恩宁路改造依然是“大拆大改”

　　尽管市长已经表态，将保存恩宁路骑楼街，留存文化记忆。但政协委员、上世纪90年代的规划局局长施红平发现，区的规划还没批准就宣布招商，大片的民宅仍要被拆迁开发新楼，“老城区改造试点片的建设思路依然跳不出大拆大改的‘怪圈’。”他希望，旧城改造一定不要重蹈覆辙。

　　广州市前规划局局长潘安也表示，广州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城市，都市建筑既具有岭南特色(以骑楼为代表)，又具有西洋特色。但这种特有的城市风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受到一定破坏。现在的旧城改造中，广州建筑整体风貌如何体现，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上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的失误正引起人们的反思。2007年9月7日，国内众多城市规划名家汇集广州，为广州城市发展战略“把脉”。据中山大学规划研究院院长李立勋介绍，“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的冲击问题”被多次讨论。在专家提交的发展战略检讨里边，历史文物简单迁建、“国保”被高楼挤兑、政府对市场开发控制不力等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困境也被以专节陈述。

　　李立勋说，20世纪末期，广州在旧城不断开发高楼，并建设高架路、内环路、地铁，带来大片拆迁，对历史文化的冲击非常大。从具体的历史地段、建筑物、历史街区，到整个城市格局、风貌都受到严重的破坏。

　　施红平提醒说：“城市破坏性建设至今仍在发生。广州在上世纪90年代的教训非常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或者就开始淡忘了，有些领导也不记得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发生在身边，但是我们都没有足够的眼光去看待它。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这一点。”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施红平用低沉的声调，掀开广州的那页“痛史”。

　　90年代广州曾大建高楼大拆历史街区

　　西关大屋被毁不计其数

　　1993年的一天，广州，一个规划部门组织的调研小组，悄然前往香港。公务员们的任务是考察香港城市建设体制、房地产开发模式等城市建设经验，论证广州能不能“学香港”。

　　这一年，广州的新市长正以果敢开拓的作风，带领城市改革发展。市长有很多香港朋友，他们都在参与广州的开发建设。香港朋友向市长建议，广州定的建设容积率太低了，应该向香港学习，多开发高楼。市长于是交代规划局研究此事，先到香港去调研。

　　抛开规划局决定广州学香港

　　调研组很快回来了，交给市长的答案是“不能学香港”。他们认为，香港的建筑容积率最高是15，包含公共用地、道路等在内的规划容积率最高是5；广州此前已经参考香港，最高建筑容积定为12，规划容积率定为3到4。市长是错把香港的建筑容积率和广州的规划容积率相比，想把规划容积率也提高到15，这必将造成开发过度。

　　而香港、广州两地地理情况也大不一样。香港靠海，城市组团式的建成区被很多丘陵和绿地分隔开，有点污染，一阵风就吹掉了。广州离海尚远，近似半内陆城市，有点污染，“热岛效应”比香港要明显，高容积率、高密度的城市建设会导致城市生态破坏。

　　但市长没有接受规划局的意见。不久，由建设部门领头的第二个政府调研小组，再次前往香港“取经”。调研组回来后开会研究，与会人员争论得很厉害，规划局、设计单位、开发单位多数代表和学者专家，都不赞成片面抄袭香港，会议不欢而散。建设部门起草报告给市长。后来，市政府召开了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广州“学香港”。

　　规划失控老城几乎被刨一遍

　　施红平是当年参与到香港调研的规划局职员。据其回忆，从此广州开展大规模而且缺乏规划的城市建设。土地供应混乱，谁要地就给谁，三年间就划出近160平方公里的用地“红线”，几乎把老城区刨了一遍。而有一些投机者借机找关系批条子拿下“红线”，再转手倒卖发大财。几年间上千个批条“满天飞”。土地被没实力没经验的开发商开发，出现许多烂尾楼。开发商还拼命提高开发容积率，任意调整用地性质，甚至不服从城市规划管理，搞了许多违法的建设。

　　规划局对用地“红线”的划拨陷于失控，还被要求放权。甚至有的领导说：“规划局什么都不管，就是管好了。”一时间，人们纷纷“占马路做市场，打开围墙做生意”，工农兵学商，大家都来搞房地产，结果城中村、集资房就出现了。

　　梅花村只拆剩一座文物公馆

　　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杂乱无章的城市建设运动，短时间内毁坏了两千年古城的众多历史建筑和街区。

　　东山梅花村，民国期间兴建有南洋花园别墅，形成一个完整的传统民居区。规划部门已经把梅花村列入保护范围，并划出一个核心区，要求对核心区的20几栋小洋楼原样保护。上世纪90年代中期，梅花村是机关大院。大机关的人都希望拆小楼，建高楼，分房子，不断使出各种办法逼规划局修改规划，同意改建，最终批出“红线”。到如今，梅花村就只拆剩一座陈济棠公馆，它被列为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陈济棠是民国将军，1930年代曾主政广东，有“南天王”之称。当梅花村拆迁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陈济棠的孙子曾写信给广州市长，请求保留梅花村，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新河浦、农林上路等传统民居区。据施红平统计，农林上路原有约八十余间传统民居，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就被拆了近四分之一；新河浦地区原来成行成片幽静低矮的传统民居建筑，也被许多高耸臃肿的宿舍楼打破了格局。

　　开发商甚至连南方大厦都要拆

　　当时，开发商甚至连文物保护单位南方大厦都要拆掉。南方大厦地处沿江西路，建于1922年，是广州最高的的百货商店，最早的标志性高层建筑，在老广州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一些香港的开发商也想把它拆掉，通过各种办法让市政府下文取消南方大厦文物保护单位的称号。而当时的政府给开发商批出的容积率接近23，比香港都高，准备拆掉南方大厦，盖两栋60多层的楼。幸好后来由于其他原因，工程没搞成，南方大厦才侥幸得以保留。

　　毁了西关大屋破了历史风貌

　　这样大拆大建的广州旧城改造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过一场“预演”。

　　据施红平介绍，80年代，广州市政府为了解决群众居住困难，提出来要“学福州”，“见缝插针，简化手续”，让群众能够盖多一点房子，于是把许多建设审批权下放到区。当时采用了“公私合建”的方法，私人需要改造房子的时候，国家出一部分钱补助。本来私人的钱力可以盖三四层的房子，有了国家补助后就可以盖到六七层，造成大批没有章法、又违反国家许多规划技术指标的房子成片成片地出现，增加老城区建筑密度、人口密度和交通压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旧城里的西关大屋等许多有价值的民居，被拆毁破坏的不计其数，旧城的历史风貌也破坏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