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国家安全”呼唤现代教育家

　　■南方论坛

　　周虎城

　　中央党校教授张志明义愤填膺了。在面对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留下60万块口香糖的新闻时，他批评到国民教育的缺失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认为欧美国家国民教育成功的重要经验，就是把宪法的核心精神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很好地融合到国民教育的日常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中，着力营造的是良好的国民教育环境，着力培养的是为他们的价值理念所需要的成熟的政治人，也就是懂“规矩”守“规矩”的公民，而不是懂“道理”说“道理”的公民。

　　关于中国的教育问题，争论一直不断。从英美模式到苏联模式，从专才教育到通才教育，从官僚治校到教授治校，从教育无用论到教育救国论，诸种争论，诸般实践，横贯百年。中国这个教育大国，在百年来那么多的争议和实践中，成功与失败兼具，而这样的失败却不同于其他的失败，“什么样的教育必得什么样的国民”。反观多年来中国以及国民所经历的种种风波、挫折，我们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门槛始终无法跨越。张志明教授的义愤填膺是痛感于国民教育的失败，或许还谈不上失败，因为我们似乎并没有多少国民教育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全国普及的公民教育读本。

　　把国民教育或曰公民教育的缺失看作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振聋发聩。秦始皇为保秦境安宁，在穷兵黩武之余，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万里长城。如今，长城犹在，始皇帝的千秋帝国梦却转瞬即破了。历史留下的教训就是，国家安全，虽用武功，亦须文治；国民教育，不可偏执，水可载舟，亦能覆舟。自古以来，教育所以成功，皆有赖于教育家以及教育家所参与和奠定的反映社会发展趋向的教育体制。当然，教育家是无法脱离现实的政治环境的，纵然雄才如蔡元培，也得利用政治为教育服务。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从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却有一个比重的问题，也就是究竟教育为政治服务，还是政治为教育服务？

　　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先看一条新闻。浙江一所高校最近发布了首个中国高校社会责任报告，报告的内容和一些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并无什么本质不同，有诚信方面的，有技能技巧方面的，有谈学校对社会的贡献方面的，但在公民教育方面，着墨甚少。这个酝酿半年之久的首个高校社会责任报告应当说反映了高校对自身认识的一个高度，可惜这样的高度居然忽视了“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从整体而不是从个人的培养上去看待教育。那么，我们的学校究竟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究竟在为什么而培养人才呢？

　　“最大的国家安全”和浙江的这个社会责任报告其实反映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的教育务虚多、务实少，空道理多、真实践少，宣传品多、深入人心的少，也就是教育内容出了大问题，缺乏最基本的公民教育；一个是学校自身趋附于社会和政治，教育沦为了工具，学校并没有以培养现代公民为目标。这两个大问题集中到一起，再加上温家宝总理对“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锥心之问，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需要加快公民教育的步伐，中国更需要实践公民教育的教育家。

　　现在，在高校尤其是著名高校流行一种现象，就是由院士来担任大学校长职务，有一种“校长不是院士，就会贻笑大方”的感觉。但那些享誉历史的教育家们，诸如“现代大学之父”威廉·冯·洪堡、中国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等并不是什么科学家，前者是语言学者、外交官，后者是伦理学家、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是教育改革家，都是看重国民素质改良的人。而反观我国，这些年来教育改革不可谓不多，但究竟为民族贡献了多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呢？这些教育改革究竟是为国家的进步服务还是在为权力、利益服务？

　　是的，到了中国需要现代教育家的时刻了。这个现代教育家，既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院士、文人乃至一切具有现代公民教育思想的人。前提是我们真的需要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