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肥”

　　海上风

　　蓝克林(上海)

　　世上本无胖子，说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痴肥。

　　在一个高度“仇肥”的时代，说这样的话是想表明：胖子的标准是社会促成的，关于痴肥的一切美学话语，都由社会制造。

　　大致回顾一下过去一百年间围绕胖子所展开的斗争，就可以勾勒出“仇肥”意识形态的进程：1908年，法国人保罗·普瓦莱设计了一套新款女装，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信号——肥胖是绝对不合时宜的；1940年代，一个名叫路易·都伯林的统计学家与大都市生命保险公司推出了一份新的“理想”体重表，告诉人们，体重随年龄增长非常不好；1945年7月5日，比基尼发明，并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大行其道，把胖子逼进死胡同；1951年，扫肥运动大兴，美国政府和一些医疗机构也参与其中；1956年，健身操在电视上出现，使健身得以走进千家万户；1960年代，骨感名模崔姬成为时代偶像；1990年代则为凯特·摩斯替代；1960年代后期，“有氧操”一词进入《韦氏词典》；1968年，《快速减肥法》成为畅销书；1972年，《阿特金森博士饮食革命》畅销；1983年2月，著名女歌星卡伦·卡彭特为保持苗条长期服用轻泻剂而死于神经性厌食症；1994年2月，《Esquire》杂志对一千名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的女性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人表示，自己宁愿平庸宁愿愚蠢而不愿痴肥；1996年，一个名曰“身体总指标”(BMIs)的标准数据出笼……

　　以上种种，使我们清楚看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历史进程背后，推动着“仇肥”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强化。

　　对痴肥以及“仇肥”的成因，自然见仁见智。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块地盘，成本效益分析法大行其道；著有《公共知识分子》一书的理查·波茨纳就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痴肥者众，原因有二：一是科技进步使食物供应充裕，价格便宜，人们可用低代价摄取所需的卡路里，而吸收过分热量是致肥主因；其次，体力劳动减少，也是致肥捷径。为对付痴肥，人们采取种种手段；而之所以选择节食而不是运动来减肥，也是因为节食比运动更省时也更划算。

　　在“痴肥有害论”基础上，经济学家们倡导政府干预，比如对食物特别是“垃圾食物”课重税，同时津贴一切可以减肥的运动。

　　问题在于，加税真的有效吗？烟草的税负已经够重，但烟民何曾少过？

　　还是多找找社会原因的好。端正了此种态度，我们就可以说：世上本来多胖子，介意的人少了，也就无所谓痴肥。

　　本版专栏作者像由夏彩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