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反思意不在唱衰　深圳需要再涅槃

　　一组关于深圳企业外迁的系列报道引发轩然大波，与五年前的《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样，激起了爱恨交织的各种强烈反应。这说明，深圳的转型被全社会所关注，而此次对于深圳经济转型的深度剖析，给国内同样正在经历转型期的城市树立了一个样板，不仅有益于深圳，更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升级。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与受惠城市。短短27年间，从小村庄到目前以5600亿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位，成为重要的金融、科技、运输、产业中心就可窥见一斑：从进行“三来一补”形成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兼外向型企业，到培育高新科技、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等，既是一个深圳融入全国、全球市场的过程，更是中国经济进入全球、中国制造占据全球市场的过程，深圳的成就是中国经济成就的缩影。

　　深圳虽然取得不俗的成就，但应该客观地看到，深圳的产业提升并未从根本上获得成功，深圳的财税来源主要是加工制造业，没有摆脱对于廉价资源的依赖格局。提醒隐患为的是集思广益对症下药，其意绝非唱衰深圳，讳疾忌医大可不必。以目前的情况而论，国内发达大城市进行产业升级、在全国范围进行市场化的产业梯度转移已是从上到下的共识，非独深圳一地。深圳产业升级准备工作并非始于今日，但与此前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发展人才、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并不顺利，至今未能柳暗花明。

　　深圳难题具有普遍性，与制度、生产要素的流通不畅、激励机制的扭曲等因素有关。

　　政府运作虽然比内地规范，但行政效率不高，在调查中被企业评为不合格。临近港澳既是优势也是劣势，虽然可以借此依托国际化的资讯与金融市场，但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市场管制的严苛也就因此一览无余。深圳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到香港水平，但相关的价值体系没能建立，自然不被市场接受，近期货币与房地产政策的屡屡变动，凸现出市场风险。内地企业如果想获得国际融资、得到国际人才不如直接赴港，而深圳的定位与上海等地也很难有本质区分，都是在物流、金融等方面争夺资源。

　　深圳提出产业升级不可谓不早，但落实到行动却不可谓不慢，以政府的父爱取代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深圳市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扶植高端产业的政策，比如说今年政府的一号文件就是发展高端服务业，但文件停留于纲领性，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化的配套实施细则。一些已经细化了的条例，比如对会展业、科技创新产业的资金扶持规定，更多地也是停留在奖励优秀层面，欠缺制度规范使政府的主导化为零星的资金优惠，于事无补。

　　此次深圳外迁的企业虽然有远至山东等地，但主要集中在本区域的东莞、惠州等地，这说明珠三角制造业的腹地仍在周边地区。企业一则可以获得区域内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的支撑，高附加值的品牌可以得到高质量的原材料；二则在区位优势之上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此时正是深圳产业升级的良机，成为公司的研发中心、财务结算中心、资讯中心。但问题在于，目前的地方割裂的税收体制却使近在咫尺的不同行政区域成为争夺税源的对手，地方政府不欢迎企业的生产与研发部门的分离，除非注册成独立的法人公司。以增加地方财政为目的税源的争夺已经严重掣肘中国资源优化分配，在多数时候中国不仅未能融入全球，甚至连全国性的大市场也被层层割裂。对于深圳这样的土地与人口集约的城市非常不利，而对于希望引进大企业的相对落后的地区也同样不利，企业无法实现各种资源的组合利用，因此很多企业只能选择大城市生产，以优质的软环境化解高成本风险。

　　与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变是国家政策相同，上述制度性因素也非深圳所特有，税收、货币等根本制度的改革绝非深圳一己之力能够完成。但对于深圳这个改革的先锋城市而言，既然提出了企业“消长平衡”这一正确的理念，就应以适应市场的制度建设、以要素价格的平稳渐升作为平稳过渡的保证，而不是在万事只备五六、东风尚且未至的情况下，以激烈而缺乏前瞻性的举措进行损失过大的变革。如果深圳虚巢以待，却没迎来金凤凰，将难免产生产业空洞化的可怕后果。

　　改革开放后，深圳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涅槃，此次也同样会取得成功，中国经济关键转折期，深圳、上海、重庆这样的城市，寄托了不同的使命，这些城市的成功转型会带给中国经济的又一次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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