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工资立法莫成为公民“纸上的权利”

　　油价涨了，肉价涨了，气价涨了，服装涨了，楼价涨了……什么都涨，唯独工资不见涨。10月份全国CPI大涨6.5％，不仅影响了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中等和高收入市民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广东省职能部门有关人士称，目前政府和学术界都在探讨“工资立法”的问题，希望通过强制性的立法介入市场的分配体系。笔者以为，重视初次分配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对初次分配的硬约束，强制企业促进分配的公平性，值得期待。（2007年11月15日《广州日报》）

　　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其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所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但在过去10多年中，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恰恰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GDP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份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广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近二十年不断下降，2006年更是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38.7%。这意味着工薪阶层从中分享到的相对份额在不断减少。同时，工资分配不公平现象仍普遍存在。一线职工特别是一些农民工的工资偏低，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有些企业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实际工资支付标准；有些企业加班不加薪，变相降低或克扣职工工资；“生产状况不好”或“资金紧张”成为不少用人单位拖欠职工工资的常用借口，以至于拖欠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

　　不错，这些年来我们相继出台了一些规章条例。但现行的《最低工资规定》、《集体合同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都属于部颁行政规章，刚性约束力还不强。国家劳动保障部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也已有7年，时至今日工资集体协商依旧进展缓慢。劳动者在工资水平确定中的不利地位没有改变，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并没有在职工工资增长上得到充分体现。一些省市虽然建立了工资指导线，也只是作为参考，不作强制要求，很难得到落实。何况，我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既然由用人单位单方面说了算，那么工资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劳动者的权益也就很难得到切实保障。可见，法规滞后和不完善已对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形成制约。

　　工资收入是职工生活的主要来源，是职工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经济利益。为此，必须将收入保障提高到立法的层次，通过工资专门立法，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实现初次分配公平提供制度保证。

　　一是立法保障工资与GDP同步增长。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根据整个社会实际发展情况来制定基本工资水平，提高按劳分配水准。据估计，今年印度雇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已上涨14%，预计2008年的平均涨幅将达15%。中国员工今年的薪资涨幅有望达到8%，与印度有一小半的差距（11月7日新京报）这一状况应该改变。提高职工收入理当从国有企业做起，并将工资收入列为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指标。

　　二是加强政府监管和服务，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确保民营或私有企业职工工资和企业效益同比增长。

　　三是强力推行工资协商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工资法应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分配形式、支付办法、工资标准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作出硬性约束，制度详细的可操作性的罚则。同时，充分发挥好工会的核心作用，提高职工群体博弈强势资本的能力。

　　四是完善企业欠薪保障制度，加强对欠薪企业的惩罚力度。总之，应强化工资法的刚性约束，决不能因为偏软，成为公民“纸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