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虎事件：法律的扫帚除不掉科学的灰尘

　　10月以来，一场由照片引发的纷争在全国铺开。自陕西省有关部门宣布在镇坪县发现野生华南虎并公布一组虎照后，就有网络人士表示怀疑。而后随着科研人员与法律专家的介入，“打假派”与“挺虎派”的争论激烈起来，大有不明真相不罢休的味道。迄今为止，国人的求知欲水涨船高，但真情依然扑朔迷离。

　　严格地说，这一事件涉及的争议点有两个，一是陕西镇坪是否有华南虎，二是所公布虎照是真是假。“打假派”质疑的主要是后一点，媒体所报道的当事者口水战、鉴定人的专业意见以及洗印店的分析结论等亦集中于此。一边是质疑者傅某“敢以脑袋担保”照片有假；另一边，拍照者周某以“若有假便坐牢”回应。这些隔空喊话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旁观者便有人提出“政府部门出面给个‘说法’”，或者建议搞“摄影技术鉴定”、“测谎鉴定”等，更有甚者呼吁“司法介入”……

　　11月7日，法学硕士郝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周某就伪造照片、发布欺骗性新闻一事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12日，周某开始在全国范围征募代理律师，准备起诉傅某侵犯名誉权（11月15日《新快报》）；17日，周某再次声称要起诉“制造假老虎年画的浙江商人”（11月18日《新京报》）。一时间风向突变，华南虎事件急剧朝着司法案件转型。

　　然而，真相果真是庭审审出来的吗？从本质上看，虎照真伪之争属于科学证明的范围，主要是该由科学家（司法活动中的鉴定人是法庭科学家）负责的事情。将科学领域的纠纷诉诸司法审判，等同于寻求司法来终结这一切。

　　众所周知，科学证明与司法证明是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活动。前者以自然现象为对象，后者关注特定主体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事实；前者的唯一目的在于揭示客观真理和规律，为此可以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后者不可能摆脱一定的诉讼资源；前者遵循自然规律和可重复规则，后者则适用各国不尽相同的证据法则——一套被科学家讥为怪诞的准则。基于此，查明真相虽然是司法证明的目的之一，但远不比科学证明中那么彰显。

　　西方法学家查菲1924年道，“审理不是抽象地寻找真情，而是试图在两个人之间不经过武斗解决争端。”斯言诚哉！在审判活动中，司法人员固然会通过审查证据对案件真相作出确认，但这种认定不过是为化解纷争提供一定的事实基础，绝不是最终目的。司法裁决并非一定得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有时完全可能与客观事实毫不相干，而径直体现法律的价值取向。

　　华南虎事件中那种企图借助司法力量查明真相的想法，是值得商榷的。司法人员不可能比当事人更知道真情，也不可能比科学家更懂得辨析真伪。罗马法谚所云：“当事人给法官事实，法官给当事人法律。”如果当事人不能通过举证告诉法官什么是真相，那么法官就只能依据举证之事实进行裁判；即便当事人通过举证告诉了法官真相是什么，那么该真相也不必然是客观之事实。

　　笔者不由想起两年前的著名田径运动员孙英杰服禁药一事。2005年10月，孙在十运会田径赛场上传出爆炸性新闻，其10000米赛后Ａ瓶尿样药检呈阳性。她表示冤枉，口头提出检测Ｂ瓶尿样的申请，结果如初。照理说，科学检测已经证实孙“服用”兴奋剂的不争事实。然不久后孙诉诸法庭，声称遭一个名叫于海江的人陷害。庭审中，于对起诉事实可谓“自认不讳”，承认自己出于崇拜心理，偷偷将药粉放进孙的饮料中。如此一来，法院认定原告尿检呈阳性是由于投药所致，判决被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与赔偿损失。孙事后说，“打这场官司的唯一目的是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法庭确实查明了客观事实吗？这一判决能够推翻科学检测所认定的基本事实吗？否也！

　　孙英杰案件同华南虎事件相关诉讼一样，都有以法律的“扫帚”去除科学的“灰尘”之意。然而，司法本质上只不过是人类定分止争的特殊机制，永远替代不了科学在认识真理方面的作用。科学的问题还是要请科学家们和当事人面对面坐下来，通过鉴定／论证也好、其他方式也罢，遵循科学的规则和轨迹给出结论。

　　向科学要真相，向司法要正义！这理当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通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把华南虎照片的真伪搞成司法事件可能走向歧途，既容易忽悠老百姓，又陷司法人员于尴尬的境地，却并不能解决科学领域的事实纠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