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的一张世博明信片

　　钱三强寄给艾维超的明信片。正面即1937年巴黎世博会苏俄馆建筑（上图），背面有钱三强亲笔写的一段话（下图）。

　　本报记者 黄海华

　　日前，定居美国的艾大惠女士辗转找到本报，想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捐赠一张70年前的明信片。

　　这是一张意义特别的明信片。寄信人是时年24岁正在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学习、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收信人是他的同窗挚友、上海人艾维超（艾大惠的父亲）。明信片的正面，是1937年巴黎世博会的苏俄馆建筑，这是第一次有社会主义国家参展的世博会。明信片的背面，有钱三强当时亲笔写的一段话，钢笔字迹炭黑清秀，赤子情怀跃然纸上，落款正当1937年底。

　　这一年，众所周知，当巴黎正万国来展，中国却正战火蔓延，遭受外敌入侵。

　　斯人已逝。斯年亦已逝。70年后的今天，在上海莘庄一处静谧小区内，艾大惠动情地讲述着。

　　《电机学》珍藏玄机

　　记者：您父亲和钱三强要好到什么程度？

　　艾大惠：就我所知，钱伯伯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有两个要好的同学，其中之一就是我父亲。他们正巧住同一间宿舍，当时的宿舍总共也就住两个人。那会儿，一个年级也就二十来个人。我父亲是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进清华的，一门心思要“工业救国”，这一点与钱伯伯志同道合，所以他们很谈得来。（艾女士拿出两张黑白照片，一张是年轻的钱三强在清华宿舍伏案读书，另一张则是在室外阳光下面带微笑站立着）我父亲喜欢摄影，这些都是他70多年前拍的。这种照片我家有好几张，可这张明信片，绝无仅有。

　　记者：我们知道，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特意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自己是“夏”而非“夷”，抗战爆发仅一年多就在忧愤交加中病逝。这段时间的钱三强，却在法国亲眼看到了巴黎世博会的空前盛况。这样一种心境下，寄这样一张明信片给您父亲，有点意味深长吧？

　　艾大惠：我想，这张明信片会寄给我的父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志同道合与强烈共鸣的爱国心。大学毕业后，我父亲由他的恩师顾毓琇推荐去了英国伦敦半工半读，钱伯伯则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考进法国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一样是万里远洋海外求学，一样是发奋苦读以求报国，所以那时候他们俩经常通信。你瞧，这明信片上并没有邮戳，它就是当时夹在信里寄出的。

　　（艾女士轻声念起了明信片上钱三强所写的那段话）“这是巴黎1937年博览会的苏俄馆的外形。你看这建筑上的一对青年，多么朴实，多么勇敢，象征着复兴国家的精神。维超兄，希望你将来也这样勇敢的参加复兴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工作！”

　　记者：这一年的巴黎世博会，陈列了许多“世界第一”，如世界上第一批电视机、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等，还专门有一个印刷馆展示着印刷术，而“四大发明”的中国却不见有展品。1937年的巴黎，已是第七次举办世博会，1889年世博会上造的埃菲尔铁塔也已享誉半个世纪。可以想象，钱三强走在巴黎世博展区一个个的国家馆，心里该多么感慨。您觉得，他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苏俄馆的这一张？

　　艾大惠：其实这张明信片我一看就叫了起来，因为它上面的这个雕塑，两个青年站在一起举着镰刀斧头的形象，我实在太熟悉了，从小我随父亲在大学操场上看的那些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一开头都是这个雕塑标志。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巴黎世博会苏俄馆这个雕塑的正对面，是当时德意志第三帝国展馆的鹰雕像。我个人觉得，钱伯伯选择这张明信片，寄托着他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一种信仰。我父亲和我说过，他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家里现在还保留着一面黄蓝相间的三角旗，上面写着“清华1936”，就是当年“一二·九运动”后学生南下宣传队打的那种旗子。可以说，这张明信片折射着当时一代进步青年的共同心声。

　　记者：70年了，这张正面是苏俄馆的明信片，怎么保存下来的？

　　艾大惠：这张明信片一直由父亲珍藏着，平时从不示人。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父亲在学校首当其冲，当时也不知道钱伯伯的消息，就对我说，别的都没什么，他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张明信片，再三说一定要妥善保存好。我在家里左思右想，想了半天，才终于决定把这张明信片藏在父亲写的高校教材《电机学》里。果然，没人对这感兴趣，明信片安然“过关”！

　　“钱伯伯”判若两人

　　记者：您和钱三强见过几面？

　　艾大惠：说来你恐怕不信，我父亲与钱伯伯这么要好的关系，可自从大学毕业留洋回国后一直到逝世，我们与钱伯伯仅仅见过两次。

　　记者：是因为钱三强后来从事原子能工作了？

　　艾大惠：对，他们那一代人，一切都是为了祖国。我记得非常清楚，前后间隔不到一年的两次见面，钱伯伯却判若两人。

　　记者：第一次见面是新中国刚刚成立？

　　艾大惠：是1950年春，我父亲在清华任教。突然有一天，钱伯伯到家里来了。这是他和我父亲大学毕业14年后的第一次重逢，两人相见那个高兴呀，欢声笑语一直不断，从没见父亲那样开怀过。那时从清华回北京城，只能搭校车到东华门，要一个多小时路程。我记得钱伯伯是早上来的，在我们家吃了午饭，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搭最后一班校车回城，整整在我们家待了一天。那时候我才10岁，他们的这份高兴我到后来才真正理解，钱伯伯能够回国来真是太不容易了。听父亲说，钱伯伯取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努力想回到祖国，但时局限制始终不能如愿，直到1948年，他才终于回到战乱中的祖国。钱伯伯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注：钱三强在自述中写下过这段岁月：“……实验室外面的局势却总使我十分不安。中国正受到日本的侵略，我的父亲也由于忧愤过度而与世长辞了。我那时还不太清楚法国战败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德国已逼近巴黎。有一天，经法国友人的提醒，我们也开始了逃难。所谓逃难，就是骑上自行车，向巴黎西南方向逃去。走了两天多，就不能往前走了，原来德国军队已赶在前面……我在沦陷后的巴黎，度过了1940年和1941年。虽然在科学工作上又有不少长进，但心中总是很不安，一直思念着自己的祖国。这时，从里昂方面传来一个消息，说法国南方还有船开往中国，但不定期，要等机会。听到有这种可能性，我就决定回国。1941年底，我从巴黎来到里昂，在那里暂停，住在中法大学宿舍里，打听船的消息。谁知道一打听又说是走不成了，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记者：第二次见面过了多久？

　　艾大惠：大概是1951年，离第一次不到一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父亲带我进城去探望钱伯伯，上一次还谈笑风生的钱伯伯，这一次却明显话语少了很多，言谈谨慎，神色严肃，和当时屋内另一位同志似乎正在聊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没坐多久，我父亲就带着我起身告辞了。

　　记者：当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艾大惠：起初完全不知情。不过我父亲是个很敏感的人，有点觉察出钱伯伯似乎在做什么机密工作，否则不会这样的。又过了好些年，我父亲从清华老同学那里证实了他的猜测。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周总理就和钱伯伯有联系了。记得是1949年3月吧，周恩来提出派一个代表团到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时钱伯伯就建议通过他的导师订购一些有关原子核科学方面的仪器和资料。当时战争还没结束，经济十分困难，拿出一笔外汇很不容易，但钱伯伯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周总理赞同。后来我们国家酝酿研究试制原子弹等问题，好像最早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几年。

　　记者：从1951年第二次见面，到1992年钱三强逝世，你们再没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封书信？

　　艾大惠：有点不可思议吧，这么要好的挚友，可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他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就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钱伯伯后，父亲找出了这张珍藏多年的明信片，对着我又像是自言自语了一句，“我们以后别去打扰他的工作了。”

　　家庆无忘告乃翁

　　记者：听说中国的“三钱”中，有“两钱”都和您父亲颇有渊源？

　　艾大惠：可以说是吧。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当年周总理公开赞誉的“三钱”，我父亲有缘与钱三强同窗同宿，后来又与钱伟长在同一个学校担任正副职，钱伟长是校长，我父亲是副校长。

　　记者：在旧中国，学电机算是最前沿科技了？

　　艾大惠：可以这样说。我父亲当年就是想着“工业救国”，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撰写的《电机学》被认为是高校电机专业的重要教科书。父亲的恩师顾毓琇先生曾写信告诉我，“你的父亲非常优秀”。在我看来，我父亲如果要说有多么“优秀”，除了学问与业务，更应该被我们重视的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赤子之心。1939年他从伦敦完成学业回国，上海已沦为“孤岛”。当时租界内有一家英国电力公司高薪聘请父亲去工作，酬金是每月大洋400块。你知道，那时一个月能有30块大洋，生活就很不错了。但我父亲态度坚决，结婚3天就辞别年迈的父母，辗转去昆明，在中山大学教书。

　　记者：比金钱更珍贵的是气节，比事业更珍贵的是祖国？

　　艾大惠：我知道的是，父亲这种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过。我记得很清楚，“科学的春天”回来后，我父亲满怀激情重新投入工作，年过古稀还拿了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父亲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右眼很早失明了，可他还是坚持三天两头跑到学校去。他走后，我收拾遗物发现了好几抽屉的奖状，还有就是他珍藏了多年的这张明信片。

　　记者：在他的心目中，这张明信片一定极为珍贵吧？

　　艾大惠：那是肯定的，也因此成了我多年的一个牵挂。世博会已经156年历史，直到这次中国上海，才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综合类世博会。我想，钱伯伯和我的父亲如果在天有灵，一定备感欣慰。我想把这张世博明信片捐献出来，也是了却心愿。有句诗叫“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对我们来说，山河早已光复，民族正在复兴，该是“家庆无忘告乃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