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法律援助的阳光（图）

　　农民工不领援助机构情

　　为了给农民工维权增加渠道，今年5月，省律师协会在南昌专门设立农民工维权中心，这是一家有专门办案经费的法律援助机构，中心两名专职律师免费帮农民工打官司。

　　近六个月过去，事情的发展态势让两名律师有些始料未及。虽然上门或电话咨询的个案达300余个，但由于中心法律援助的大门只能向农民工开放，许多城市居民在咨询后带着遗憾离去，筛选下来，属于农民工范畴且可以立案办理的案件只有20余件。据该中心律师王惠介绍，即使是在这些案件中，半数以上的农民工最初也只是抱着随便找个律师打官司的想法而去的，经过律师的讲解，才知道有免费帮助打官司这样的“好事”。

　　在省律师协会农民工维权中心斜对面，依托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江西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部“开张”也已满一年。该工作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前来求助的农民工也是门可罗雀，律师接待的大多数对象还是城区居民。迄今为止，该工作部办理的农民工维权案例只有40个左右，为了让专职机构的效用更好地发挥，该工作部已经大量接受了农民工之外社会群体的求助。

　　为了给社会更多的法律阳光，我省各界也各尽所能，纷纷开通法律援助通道。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江西省实施＜法律援助条例＞若干规定》明确表示：“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应积极为受援对象提供法律援助，并支持和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及高等院校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利用自身资源为受援对象提供法律援助。”事实上，我省法律援助机构已经遍布各个行业和更广领域，许多人开始了解并主动争取享受法律援助的阳光，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其中难觅农民工身影。

　　法律意识淡薄是首因

　　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综合素质不高、劳动技能较差，使得他们的权益被侵犯的风险大大增加。可是为什么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行动，却没有好的维权效果？大家开始思考其原因。

　　11月初的一天，记者来到南昌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采访，正好碰到四名农民工前来咨询一起包工头伤人事件，中心副主任金昊对记者说：“你来得真是时候，这是我们近几个月来接手的惟一一起涉及农民工的纠纷。”金昊认为，大多数农民工还保留着“屈死不告状”的朴素观念，认为打官司消耗时间、需要开支，不是他们的首选渠道，即使在绝望的时候，他们都不会想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甚至个别人宁愿选择用暴力手段讨个公道。

　　为了缩短农民工和法律之间的距离，各地法律机构和法律工作者正不遗余力地宣传法律，并寻求为农民工服务的突破点。省律协农民工维权中心在今秋学校开学之初，来到青山湖区招收农民工子弟的城东学校宣传法律知识，并与学校签订协议：只要是学校在读学生，无论是他们自身或者其家长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中心都将主动上门服务。另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者们也在用实际行动感动着农民工，只为让他们感受法律援助带来的切身好处。有时候，为了去工商部门查卷宗、陪同农民工去做司法鉴定，往往都要花费律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

　　记者注意到，对法律援助机构的了解，即使是正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们也不是非常清楚。采访中，没有一名律师能够准确告诉记者，各地都有哪些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法律援助机构。近年来，各单位为了给农民工维权而设的机构频出，却难以形成影响力。不能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农民工，这也是农民工不能触摸到法律援助的阳光的重要原因。

　　法援保障有待加强

　　采访中，许多律师介绍到，虽然近年来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例数量在持续增长，但是不能否认，整体上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依然不是非常到位，很多农民工不了解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工作程序等，这些都不利于他们利用法律援助维权。

　　在我省，就确定具体一个案件是不是属于法律援助范畴而言，还需要相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批。记者得知，省律协成立的农民工维权中心尚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目前没有自己的公章，接到农民工要求法律援助的申请后，中心还须向省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材料，等待是否属于法律援助范畴的回音。而在北京、甘肃等地，类似的由省级律协成立的农民工维权中心都已经成为独立机构，可以由中心自行决定是否实施法律援助。

　　由于经费有限，我省各部门聘请的专职法律援助律师人数较少，一人同时身兼几个案件，致使工作效率不高。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统计显示，为农民工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周期大多在3至6个月之间。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郭庆瑜也向记者表示了这个顾虑，一方面，如果没有农民工上门求助，设立农民工维权中心这样一个机构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如果求助的农民工太多，单凭两名专职律师又很难应付过来。

　　此外，律师介绍说，申请到法律援助以后，仅意味着代理律师不会向农民工收取费用，但是农民工在提出诉讼时必须先支付诉讼费，如涉及工伤致残要交纳伤残等级鉴定费用，涉及医疗事故要交纳医疗鉴定费，这些成本也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