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立法：经济的归经济，法律的归法律

　　经济问题最好用经济手段解决，如果非要用法律或行政手段解决，那一定是南辕北辙，出力不讨好

　　王伟

　　油价涨了，肉价涨了，气价涨了，楼价涨了……在这种情况下，工薪阶层更加盼望工资看涨。最近媒体报道，“广东拟采取‘工资立法’强制企业涨工资”，这似乎是个利好消息，但我并不看好。

　　套用一句俗话：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我相信还是“经济的归经济，法律的归法律”。具体地说，就是经济问题最好用经济手段解决，如果非要用法律或行政手段解决，那一定是南辕北辙，出力不讨好。有时候不但不讨好，反而会坏事。

　　经济学上并不主张政府随意干涉经济领域里的事，这并不是主张政府无为，而是希望政府遵循经济规律办事。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虽然具有强制力，但并非所有的强制力都是有效的，都能产生正面效果。在这方面，其实是有教训的。

　　比如，自从联合国通过全球禁用童工的公约以后，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严格遵守这一公约的要求，严厉处罚雇佣童工的单位和个人，此举受到世人好评。但经过一段时间实地调查以后，人们发现严格执行这些法律规范的结果却是：该地区的童工们由于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微薄的收入，从而大量饿死或者沦为雏妓。

　　还有一个例子：自从国际上通过禁止猎杀大象和象牙贸易的相关条约法律文件后，东非、中非一些国家严厉禁止偷猎大象，对大象实行严格保护，可偷猎依然猖獗，无法禁止，大象越来越少。并不禁止捕猎的南非四国，大象数量反而增加了好几倍。经过缜密研究，经济学家说出了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由于南非国民可以从象牙贸易中获利，他们反而激发出了很大的积极性去保护大象，想方设法促进大象繁殖。

　　上述两个例子证明，即使出发点很好的法律也会失灵。再让我们看看“工资立法”如何？它也会不会一样失灵呢？我们知道，只要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它是数量庞大、互不相识的劳方和资方在市场上经过多轮博弈后形成的。也就是说，工资水平的生成有其自身内在机制。

　　如果任何一方对眼下的工资水平不满，双方随时都可再次博弈。劳方认为收入不抵付出，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走人，去收入更好的地方。资方为了留住工人，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尽管它会非常不情愿。如果资方认为劳方提出的工资要求太高而无法承受，他也可以退出，把资源留给效率更高的工厂———只要不是像山西的黑砖窑那样，劳方完全失去了博弈能力，沦为资方奴隶，公权就不该轻易介入。

　　如果公权非要越俎代庖，以立法的形式代替工人强行要求资方涨工资，后果将非常不妙。为什么呢？盖因资本是长着腿的，它也会跑。如果由于公权的不当作为导致企业成本加大，无利可图，它也要出走，去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不让走，那它的命运就一定是关门大吉了。无论是关门，还是出走，失业的都是工人。工资低，尚且有工资，可失业了，就一点工资也没了。这和南亚童工命运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我不看好“工资立法”。事实上，在工资问题上，政府如果非要有作为，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较为可取的路是减税———减轻个人的税负和企业的税负。“工资立法”是杀鸡取卵，减税则是放水养“鸡”。鸡养肥了，才有更多的“蛋”去发工资，同时也增加了税源，岂不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