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应由“小变通”向“大变通”转型

　　东方愚

　　江南和两广地区在传统上就是中国的-富庶之地，诞生过众多的企业家和商人。近三十年来，两地又领风气之先，不仅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龙头，也可谓是当下中国最盛产企业家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摸索，很多制度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得企业家能够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又会严重束缚企业家的创造性。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家历来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当代的两地企业家在面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时所展现出的不同的企业家气质，也很值得玩味。

　　珠三角的不少企业家擅长的是小变通，善于把握制度的变通性，在政策与制度的空隙间寻找发展的机会。那些多数习惯做“短线”、蛮赚一把就走的小企业主我们暂且不论，一些以资本为王的知名企业家，也是屡屡游走于制度与法律的边缘。例如昔日游走资本市场的高手，屡屡创造资本神话的顾雏军，以不到3个亿的资本撬动了138亿元的国有资产，其把玩政策变通性的本领不可谓不强。不过他最终在盲目的扩张中倒下，被公诉机关以“虚假注册资本罪、虚假财务报表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罪”4项罪名推到法庭的被告席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健力宝的张海等。

　　而最近广东佛山的焦点人物———“涂料大王”周伟彬被判缓刑，也为这种小变通提供了一个注脚。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周伟彬此前常被稽查，罪名均为涉嫌逃税，最后因涉嫌逃税1500万元而陷入旋涡。在陆续缴上了税款后，11月29日周伟彬还是被判处缓刑。

　　长三角的企业家则更擅长大变通，不仅同样擅长资本运作，谙习政商语境，更擅长于用一种高瞻远瞩的目光去把握时代经济的脉搏。这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更需要的是战略性的眼光。

　　例如分众传媒的老板江南春和盛大网络的陈天桥，他们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在于他们善于周旋与变通为企业的发展打好了铺垫，更在于能在时代的变化中找到适合产业发展的变通之道。

　　实际上，“变通”在当下的中国政商语境下，是一个偏重褒义的词汇。特别当外资汹涌而入、央企整体上市加速、国际板与创业板呼之欲出、市场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时，一个企业主不懂得变通几乎等同于坐以待毙。在产品、技术、服务之外，变通成为企业变革的引擎，史玉柱的几次转型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所以，我认为如今的中国商业思维应当从原来的小变通向大变通的方向转型。小变通譬如项目优先、贷款优惠等，在小恩小惠的获取上“少食多餐”“碎步快跑”，虽然能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毕竟这种变通有为数不少的是行走在政策与法律的边缘。而大变通则是在小变通的基础上，从产业、商标、国际化等方面找寻到变通之道，学会大通融。

　　举个失败的变通案例。大家都知道卡通形象史努比，商业价值连城，然而，鲜有人知道全球一半以上的史努比塑料玩具的手模都出自广东顺德马乐山老先生之手。随着史努比的更加走俏，去年的时候马乐山“变通”了一下，做了6万余个史努比模型，原因是当地相关部门建议上马一个旅游项目，然而项目没开始，史努比美国方就声称要打官司，因为马乐山“没有经过授权”，“变通计划”于是打了水漂。

　　我们常拿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或商业模式对比，比来比去会发现，有些时候一方走的弯路，另一方后来常常也要走一遍。换句话说，如今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在减弱，摆在面前的差异其实是阶段性的一种显现。变通是中国企业家不可或缺的精神，但如果还是在小变通的层次坐井观天，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难免会陷入疲于应付。所以只有学会大变通，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在宏观的产业层次把握住企业发展的主脉，才是企业家真正的立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