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太计较书能不能漂回来”

　　图书漂流成读书月重头戏，记者专访深圳“漂流书屋”创办人——

　　“不要太计较书能不能漂回来”

　　第八届深圳读书月落下帷幕，作为读书月一个重点主题活动，在深圳书城各分店和滨河中学等首批9个漂流点的引导下，“漂流书屋”活动吸纳了更多企业、工厂、学校、社区和机关单位的参与。

　　去年读书月首次推出这一活动时，“漂流”的图书无一漂回，一度引发争议。今年读书月期间，记者走访了部分漂流点，发现一些学校的“漂流书屋”里可以随手拿走想看的书，自愿在登记本上签名即可；但是在书城，必须用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来获得漂流书架上的书。

　　这种方式会否违背“漂流书屋”的初衷？“漂流书屋”从学校搬到社区、书城等公共场所以后，能否像最初倡导者期望的那样“让更多的人读到更多的好书”？“漂流书屋”到底可以“漂”多远？记者采访了深圳市翠园中学校长、“漂流书屋”创办人、原滨河中学校长刘荣青。

　　“漂流书屋”，源于欧洲的海上漂流瓶，指书籍在素不相识的人之间进行传递阅读。读书人将读完的书贴上特定的标签，随意放在校园、公园、咖啡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无偿提供给他人阅读。借用这种理念，2006年5月，滨河中学在深圳首创这种校园开放式的借阅活动，并成为去年和今年读书月的一个重点活动。

　　信念

　　“以书养德”启发社会良知

　　“漂流书屋”的愿景就是一种爱心的奉献，培养对别人的无限信任。因为放漂书籍，是以相信别人拿了书会再还回来为前提，是一种完全无私的、不带任何条件的信任。

　　对于学校和教育者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教书育人。针对深圳城市快餐文化的特点，学校考虑的是让学生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能够静下心来读更多的书，把读书变成习惯，并且相互带动阅读兴趣，这是刘荣青最初倡导和创办滨河中学“漂流书屋”的信念。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读书这个素养内化为人的本质”。

　　“漂流书屋”在推进的过程中产生了第四种教育理念：“以书养德”。“转型期的社会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就是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漂流书屋'的愿景就是一种爱心的奉献，培养对别人的无限信任。我把它嫁接为学校内部滋养学生从小开始对他人、对社会信任的一个平台，要启发小孩子的良知，把良知滋养起来内化为他们的品质。”

　　在刘荣青的理念中，书的传递形式是一种信任的传递。因为放漂书籍，是以相信别人拿了书后会再还回来为前提，是一种完全无私的、不带任何条件的信任，并借此呼唤每个人内心的责任感和良知，启动个人和社会的品质建设。“可以说它的出发点是浅层的，归宿点却是深层的。'漂流书屋'在启动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书会不会丢？这需要用一种信任的心态去放漂图书，通过漂流的方式启发每个人心中哪怕一点点的良知和信任，然后把这一点点信任凝聚起来变成一种强大的信任。”

　　正是学校这种无限制的信任让“漂流书屋”获得广泛的认同。在刘荣青看来，从倡导“漂流书屋”到现在，效果远远超过预期。“可以说当初启动'漂流书屋'的期望值没有那么高，我曾经说过'我用百分之百的信任换取哪怕百分之一的回报'。因为现在社会的信任度几乎是零，如果能启动百分之一的信任，按照数理，一除以零是无穷大，那么我得到的是无限大的信任。学校相对社会而言更加纯洁，相互之间的信任度更高，这样的土壤才能滋养出'漂流书屋'。滨河中学的'漂流书屋'是星星之火，现在它能有燎原之势是因为顺应了社会和每个人内心的需求，我只是点燃了大家内心渴望的那把火，让它能在每个人心中燃烧。现在得到市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呼应，说明政府有前瞻性，也可以看出市民的良知。”

　　漂流

　　需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

　　既然对放漂的书是无限的信任，就不要计较能不能回来，如果一本书能对一个人一辈子产生影响，这本书送给他又何妨？所以不要太过于计较书是不是马上回漂，不要为了回漂而做一些虚假的东西。

　　“漂流书屋”在滨河中学的成功，让更多的企业、单位借用这种模式，但是不一样的环境让“漂流书屋”的生存状况处在不同的水平，“就像是在池塘和大海养鱼的区别”。社会毕竟是更加开放的环境，它就像一个大海，滋养的意义比学校更加深远。“但是这就需要我们有大海一样的胸怀、眼光和时间。它也许不像在校园里那样，因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循环状态会比较明显，而漂流书在社会中传递是需要长远眼光的，我们可能需要百年的时间去成就一段辉煌的历史，如果急于在三五年内收到成效，那是一种短视。如果'漂流书屋'放漂一百年的话，它必然改写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漂的本质就是一种自然状态，一种深远的、绵延的状态，假如一本书能在全世界51亿人中传递一遍，那需要多长的时间？这样这本书的价值是不是最大？”

　　“漂流的意义没有被很多人挖掘出来，大家在乎的是书有没有漂回来，既然对放漂的书是无限的信任，就不要计较能不能回来，如果一本书能对一个人一辈子产生影响，这本书送给他又何妨？所以不要太过于计较书是不是马上回漂，不要为了回漂而做一些虚假的东西。每本书都漂回来的意义不够深远，马上漂回来更没有意义。”刘荣青非常严肃地告诉记者，“漂流书的本质就是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拿走，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归还。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值得传给其他人看的话，你可以传给别人，无论是放漂还是传给别人看都可以，以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书才叫'漂'。即使书全部被人拿走，它被人看了，书的价值就出来了。如果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的良知受到书的启发，决定把书漂回来，比起没进行这样的活动，社会文明不就推进了10％么？所以，看待'漂流'是一个需要胸怀、眼光和时间的问题。”

　　传递

　　递进式推广“漂流书屋”

　　首先应该更多地在校园里创办漂流书屋，然后逐步送到社会中去，进工厂、进社区、进企业，这样才是比较好的。漂流书屋的推进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漂流书屋从校园走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需要社会的力量来推动，由学校发动比较合适，'漂流书屋'只有在学校里成熟起来后，才能输送到社会”

　　刘荣青指出，漂流书屋最基本的原则是自然、自觉、自主。“自然就是书在漂流的过程中没有人管，自觉拿回来，并自主返还回去，不带任何条件，只需放个本子在那里登记。”他并不认同书城“漂流书架”采取的短信方式，同时，他也强调“漂流的书必须有明显的标志，这个标志只是提醒借阅人这本书的'身份'，提醒借阅人'有爱心的人奉献出了这本书给我读，我也应该有爱心把这本书放回'”。刘荣青还指出，与校园相比，“漂流书屋”在社会上开发的资源和空间还很大，例如可以采用换书、等价交换或者市民自动捐书上架等方式，这样可以让更多人读到更多的书，但是漂流书屋“三自”的原则不能变。

　　在他看来，把书据为己有，这种所谓“偷”的心态每个人都有，怎么让良知去消除或减少这种不良心态，才是重要的。“你想拿就拿，如果你愿意签名我就更加相信你。只要一条，你能坦诚守信地说出来，这本书是我拿了就可以了。总有人担心别人不诚信，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这个社会总是有爱心的，书架上的书有人拿走了，还有其他的人把自己的书拿出来，或者你自己也把书拿出来，这样不就补充了么？”

　　刘校长以教育者的立场指出，人的社会美德的培养是从小开始抓起的，因此首先应该在校园里创办更多的“漂流书屋”，然后逐步送到社会中去，进工厂、进社区、进企业，这样才比较好。漂流书屋的推进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深圳市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市发行集团营销中心策划经理余亿智：“漂流”需要更多力量

　　记者：通过用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借阅“漂流书架”上的图书，是否表示借阅以及借阅过期不需要收费？

　　余亿智：通过手机借阅以及过了7天的借阅期限我们都不收费，这只是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希望读者不仅能随手有书，而且能够相互交流。我们通过短信平台收集同一本书“漂友”的号码，可以作为举行“漂友会”的线索。例如，我们在电脑里输入《大国崛起》，那么所有借阅过这本书的漂友的手机号码都会显示出来，在评选最受欢迎书目或举办同一本书讨论会的时候，就可以发短信把他们召集过来。

　　记者：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借阅图书与校园里随手可得的方式相比要麻烦，也与“漂流书屋”最初的理念有差距，读书月组委会是否会改进这种方式？

　　余亿智：2006年1月，我们全国首家引用图书漂流的方式，首次放漂400册图书，在漂流书上粘贴专门的标志。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规定，到了回漂日，无一漂回。我们的初衷是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希望通过一些手段、限制或者平台来进行约束，达到诚信的目的，让图书能够循环“漂流”。当大家都形成习惯以后，我们就会改进这种方式，目前那种“信手拈来”的方式还不成熟。

　　记者：“漂流书屋”是否仅在读书月期间推广，如果要在社会上继续推广的话，这个活动还会遇到哪些阻力？

　　余亿智：因为读书月设在每年的11月，企业的人力、物力只能做到在读书月期间开展“图书漂流”活动，也只能在这个月强化这件事，让社会认识到“漂流书屋”的价值。现在这个目标在逐步实现，目前有很多学校、企业、医院、社会团体和工厂加入到漂流点的阵营。

　　我们的理念在于要引领这样一种读书氛围：分享阅读、分享快乐。至于具体操作，我们的力量杯水车薪，需要有更多组织加入到漂流的队伍中，并且能有良好的诚信，这样才能像国外那样，做到在公园里也可以随手阅读。

　　“漂流”感言：

　　滨河中学高三学生 杨欣薇：“在书架上意外发现我寻找已久却始终没有找到的纪伯伦的《先知》，我激动地把它从书籍中抽出来，轻轻地又紧紧地把它捧在怀里，正准备在漂流卡上填写借阅信息的时候，手中的笔停在了半空，如果不填任何借阅记录就可以无期限地阅读，我可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这个强烈的念头不禁使我心跳加快，不再多想，趁四下无人，紧抓住这本书，像做贼似地逃离了漂流书屋。

　　到了还书的日子，我内心举棋不定，犹如‘生存，还是毁灭？’一样自问。不敢多想，拿起书胡乱翻阅一番，可忐忑不安的思绪如蚊子般在我耳边盘旋，充满韵味的字句忽然变得可怕不堪。我合上书，冲出去，把《先知》放回原处……我总算可以大口呼吸了。”

　　记者手记

　　无信任不漂流

　　“读书月”作为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在市民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其中一个品牌活动的“漂流书屋”，也逐步在校园、企业、社区推广。在介绍这种开放式的借阅方式时，不少人心存质疑：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这种信手拈来的书到底能“漂”多远？“漂”出去的书能“漂”回来么？

　　其实，书能不能“漂”回来并不是这个活动的重点，让看到书的人受益这才是“漂流书屋”的本质。即使书架上的书一去无回，也不用感叹国民素质低下、市民诚信匮乏，正如刘荣青校长所言，我们应该“有大海一样的胸怀、眼光和时间”去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在社区、图书城等公共场合的“漂流书架”上，信手拈来地借阅图书，而得通过短信或者其他方式，不由让人疑惑：这种漂流是否已经变味？尽管读书月组委会也在强调不计较书能否“漂”回，手机方式只是为了收集“漂友”，但是这种有泄露隐私之嫌的方式还是受到质疑。

　　“读书月”旨在提高城市和全民的文化素质，一个月里可以读上好几本书，增加一点见识，但是要启发良知、滋养诚信，这不是一个月所能完成的。滨河中学“漂流书屋”中对学生百分百的信任，让学生体验到诚信的可贵，“以书养德”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比任何一本教科书和任何一个老师的说教都有效。在全市推广“漂流书屋”，肯定会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总要跨出第一步：在不带有任何约束的环境里，给参与者以百分百的信任，让时间来证明“漂流书屋”的价值。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向雨航

　　图

　　在滨河中学漂流书屋放漂仪式上，同学们将图书完成一圈“传递”。 丁玎 朱丹阳 摄

　　图书漂流已经成为深圳读书月的重点主题活动之一。朱丹阳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