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禁猪运动隐寓公共治理的软暴力

　　从后年起，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根据“禁猪”四步走的安排：从现在起到15日，对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核查，实行统一管理；今年年底前对所有非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彻底清理；明年底之前，对包括暂缓清理在内的所有养猪场进行全面清理；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仍进行生猪养殖活动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今年头10个月，东莞全市生猪存栏量逾75万头。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缓冲期，东莞要将本地供应市场的生猪量消灭为零。而之所以要禁止养猪，官员给出的理由是养猪业造成了巨大污染，构成了城市主要的污染源。在当地环保部门给出的计算公式中，原本合法的养猪业成了作恶的行业，新政要理直气壮地将之清除。一项骤然诞生的政策就这样将养殖户的生计彻底改变。

　　对于禁猪运动的理据，已有不愿具名的社会人士表达了质疑。养猪业是否成为东莞的主要污染源，目前尚缺乏坚实的调研来支持。这个合法但弱势的产业是否比当地制造业更容易加重环境负担，也没有应有的评估报告。荒谬的是，原本合法投入的养殖成本，不仅看不到回收的希望，更在一夜间面临灭顶之灾。对此，新政并未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于是，看似有理有据的政府禁猪运动，突兀地将市场风险置换成政策风暴，一股脑地加诸养殖户。

　　谁也无法否认禁猪运动的高效率。东莞已将基层查处养猪场的绩效与镇街的环保审批挂钩，执行不力者，诸如水污染建设项目就会被冻结，因而运动中的行政动员能力不容置疑。这种搞运动式的突击治理，在东莞已有先例，比如之前以整肃治安为目的的禁摩行动。尽管禁摩的成效有待考证，但政府已从中积累了经验。从禁止养猪的政策看，东莞正预备将此种治理模式推广到其他领域，并乐见其效。

　　遗憾的是，这种以“禁绝”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治理隐约闪现着暴力，亦即公共行政的软暴力。禁猪运动是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事前与养殖户等利益群体毫无沟通或协商，政策形成后也只是简单地知会。从始至终，施政方注重的是效率，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则被故意省略。政策演变成单方面的强制行动，施政对象完全没有发言权，进而被剥夺博弈的权利。如此，养殖户原本提供三成以上市场供应量的贡献被抹消，并且在政策的宣介下承担不光彩的声誉。

　　东莞有关领导认为，从生产发展来看，养猪并不划算。市长的立场自然也有合理的成分，更何况在价格波动的走势中，养猪的利润实在是毫无保障的。问题是，禁止养猪的得失有不同算法，官员有官员的概念，养殖户也有自己的考虑。对应这些立场迥异的算计方法，养猪可能是非法的，但禁止养猪的压制政策也有可能同样非法。区别仅仅在于，基于前者的行政强大而不容民主协商，而基于后者的抗拒则要无力得多。

　　“乱世用重典”一直被引作强势行政的理由。比如，针对严峻治安形势所采纳的禁摩确实被民众认可，但要警惕的是把“禁令”当作公共治理全部内容的官僚倾向。从这层意义上说，禁摩也罢，禁止养猪也好，都有可能伤及健康及正当的治理理念，导致小社会、大行政抑或强政府、弱国民的失衡局面。不能不看到，纯粹以“禁绝”为主旨推行的行政也会遇到抗争。这是因为它取消的是民众赖以存活的基础，禁止的本是民众的生活方式。因此，烈度不等、形式不一的抵触也就在所难免，反过来削弱此种治理的远期效能。

　　东莞部分养殖大户表示，要坚持到强制清理的最后一刻。可叹的是，分散的养殖户不可能形成整体，只好散沙一样被动等待政策裁决。养猪产业对当地GDP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行政清理毫无忌惮。不过，蕴含软暴力的治理一再上演，其后果不是双赢而是“双输”。它犹如双面刀刃，切割的是两种力量：社会被逐渐束缚，积贫积弱而振奋不得；政府则一再错失治理的正义，在另一种迷途上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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