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史：宋时广州蕃商多　官家专设共乐楼

　　本报记者 邓琼

　　越南富商建豪宅 珠玑香贝放床榻

　　金腰带、金戒指、鎏金龙纹手镯……随着“南海一号”这类文物逐一亮相，人们纷纷猜测，船上是否有一位身形魁梧、风格夸张的异域富豪！不过，在宋朝的广州城，这样穿金戴银的外商应该不会引人围观，因为实在是并不稀罕！

　　有阿拉伯史籍记载，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攻进广州城的时候，城中就有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约12万人！这个数字也许夸张，但宋朝年间出入广州的蕃商数量比唐朝更多却是事实。为了加强对侨民的管理，政府专门划出街区（可能在如今的光塔街一带），供外商侨眷聚居，称为“蕃坊”，也叫“共乐楼”，很有点天下大同、其乐融融的意思。

　　因为出海航行要靠季风帮忙，为了船借风势往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半年，所以很多外商索性带着家眷来经商。在广州赚了钱，又差遣手下人回国运货，自己则坐镇广州或者把货物贩运到中国内地其他地方去，有的甚至是一住上十年不回国，快速致富的大有人在。曾经有人看到一位来自越南的富商，在广州建起豪宅，每天挥金如土，家里就随随便便把珠玑香贝乱放在座位床榻上，以显示实力。让人不禁猜测，当年的广州不仅“万国衣冠，络绎不绝”，而且社会治安也十分了得！

　　蕃商掉进温柔乡 天子促其运蕃货

　　来说一位阿拉伯商人蒲亚里的故事。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蒲亚里以贡使身份带来了“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这可是一宗大买卖！因为如果按照市场价，大犀每只值二三十贯，象牙每只大约值五百贯，合计货值高达十五万贯，比当时泉州港的全年市舶收入还多！但是别忘了，这些东西都属于官府统购，不能私自进入市场流通，所以价钱得官府说了算。所以尽管公家给的估价才五万多贯，但蒲亚里还是接受了。即便如此，广州市舶司还是难以一次凑足这么多钱，于是只好把一半货物出售筹钱返还。这一拖就是3年，直到1134年蒲亚里才算拿到了本钱。

　　哪知祸不单行，钱刚一到手，就有数十名贼人上了蒲亚里的船，把他的银锭金帛尽数劫走，还杀死了四个蕃奴。为此，广州政府大为震怒全力搜捕，还把当职的巡官降职查办。也许是为了表示安抚，也许是看中了这位富商的实力，有一位官员右武大夫曾讷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蒲亚里果然掉进“温柔乡”，乐不思归。这一来可急坏了还盼着他继续往来做大生意的地方政府，于是有人向皇上告了一状，搞得宋高宗也出来说话，让人“劝诱亚里归国，往来运蕃货”。

　　这不难看出当年外商在广州的地位之高，一次买卖就足以让广州市舶司周转不灵，当真富可敌城！而且政府对他们非常看重，一个蒲亚里沉湎闺房、不思进取，居然还会惊动到当朝天子！

　　不过，也怨不得人家蒲亚里的大舅子，因为在宋朝的广州，蕃商与一般女子通婚本来就是不被禁止的，除非是皇室宗女“外流”才会有人管。而且即使是对在广州境内犯法的外国商人，虽然没有“外交豁免权”，但处罚上还是内外有别，例如若本来按中国法律应该处以杖刑打屁股的，对他们就改成打背脊了。

　　家养黑奴成时尚 老幼皆爱吃槟榔

　　外商在广州，而且后来逐渐与华人杂居，也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

　　泛滥一时的香料之风自不待言。除了熏焚之用，什么都敢吃的广州人甚至效仿蕃商而将香料用于烹饪。当时广州老百姓不分贫富、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吃槟榔，有人就学外商将香料加入槟榔，抵御瘴疠之气的功用更加明显，一时风行全国。发展到绍兴年间，临安城的御膳竟将香药搬上了皇帝的宴席！

　　家养黑奴也成了当时广州富贵人家的“时尚”，如同今日香港富家雇“菲佣”，史书上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说的就是这回事。这些黑兄弟们大多是阿拉伯商人从东非贩运而来，“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鬈而黄”，虽然语言喜好与广州格格不入，却性情淳朴，而且也不逃走，时间长了还能听懂粤语。不仅一般富人家有黑奴，地方官吏居然也不落伍，当时有诗人丘睿所作《赠五羊太守》中就有“碧眼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的诗句。

　　在今天的粤语里，还能考证出一些波斯大食商人所用的词汇，比如说商品名称中的“祖母绿”，就是大食语“zummurrud”的译音；粤语总常用的“污糟”，也是阿拉伯语中的“小净”一词转译而成。

　　（编辑：Win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