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的乡村转型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也愈演愈烈。然而，乡村中国在当下的全部复杂性，仍然没有得到全面揭示。杨廷玉的长篇小说《花堡》(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农村改革者的创业为依托，从多重角度深入解读了城市与乡村间的矛盾关系。

　　花堡是河畔毗邻着的三个村庄的统称，它们拥有一个相同的历史——这里曾经是乞丐聚散和栖身之地，许多人家上数四代都有讨饭历史。这个特殊的人群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花堡子孙的身份也就呈现了难以确定的特征。主人公孙天鹄的身份与这个村庄一样显得扑朔迷离。他是一个被老光棍儿养大的弃婴，而这个健康漂亮的男婴被遗弃的原因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很显然，孙天鹄更像是一个来自城市的弃婴。这个最终成长为乡村知识分子的婴儿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与尴尬，在孙天鹄的身上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传统农民的影子。他出行时开的是奥迪最新型的轿车，女儿在贵族学校寄宿学习，他与妻子的恋爱充满浪漫色彩，他在网络上结交可以倾诉的朋友。如果将孙天鹄在下花堡的生根成长视为对城市向乡村介入的一种暗喻，那么这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成为下花堡建设的带头人则意味着乡村文化在遭遇城市文化介入过程中的同化。但在被同化的过程中，乡村特有的内核仍然被保留下来。虽然孙天鹄的血统值得商榷，但在他的身上仍然保留着作为农民对土地的深深眷恋。这种眷恋促使他不惜一切去争取“双高大豆”的育种权。

　　孙天鹄在下花堡进行的农村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下花堡的农民全部住进自家的小楼，经济总量在“整个松苑平原名列前茅”;村里不仅建有藏书量可观的图书馆，而且拥有包括洗浴中心在内的全部可以在城市里享受到的设施。孙天鹄领导着的下花堡俨然已成为一个小型的现代化城镇，这个村庄披上了一件城市的外衣。然而他的这种成功只能在他熟悉的这些既定人群中实现。当他需要向更广阔的农村空间进行探索的时候，就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孙天鹄面临的困境即是这种乡村社会对于城市介入的天然排斥心理。他的两个连襟牛逵和石富分别是上花堡和中花堡的支书，但是这两位领导者却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顺着一条垄沟跑到底，要想叫他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不是很容易的事”。当双高大豆育种需要三个村庄合作的时候，矛盾冲突就日益暴露出来。面对新农业项目，上花堡和中花堡并不感兴趣。“庄稼人”不愿意用自己的土地去冒风险。上花堡甚至宁愿用组织人进城打工的办法来回避合作。那些“不是摆在眼前”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不具有现实意义。孙天鹄虽然在自己的范围内缔造了一个神话，但是当他以被城市外衣包裹着的开拓者姿态企图进入乡村内部进行整合的时候，这个神话便在村民眼中被全部瓦解。乡村对于城市的反抗与抵制慢慢开始浮出水面。牛逵和上花堡村民在面对困境时的焦躁表现正是农民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城市化进程时手足无措的一种表征。他们向往和崇拜城市的繁华，与此同时又仍然守望自己的家园。他们愿意寻求一种出路解决自身的困境，但同时面对城市的介入又恐惧不安。当有人质问牛逵为什么曾经作为产粮先进被表彰的他不再领导村民耕种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谁还种地”。农民抵触城市，但这种抵触又显得苍白无力。在耕种不再能满足农民物质生存需求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妥协——办企业，向城市输出劳动力。作者没有着重表述农民进入城市后遭遇的尴尬和穷困，但是牛逵对于劳动力输出的担忧却说明了乡村继续生存的艰难。

　　孙天鹄改革道路上的危机不仅仅来自以牛逵为代表的乡村的反抗，还有来自“城里人”——双高大豆研育者的阻力。他的失败更像是一种悲剧宿命，他暧昧不明的身份决定了这种必然的结局。一方面，作为乡村内核的承载者，他受到来自城市的鄙视，一顶“小农尾巴”的帽子足以压得他无法抬头;另一方面，在城市的外衣下他同样受到来自乡村的排挤。而村会计王小适出走深圳加入乞讨组织的举动则宣告了孙天鹄改革梦想的彻底破灭。虽然经济上的贫穷可以得以解决，但是精神和道德上的选择他却难以左右，即便是在下花堡这样的地方，孙天鹄心中的现代农村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憧憬和想象。

　　《花堡》让我们看到了农村的问题与希望，但它却难以被定义为一部“农民小说”。推动作品情节的都是在农村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即乡镇干部。作者塑造新时代农民的期望是显见的，但孙天鹄这个近乎完美的干部形象却表现出了太多的城市因素。作为改革者的形象，对他的塑造是成功的，但他并没有被塑造成当下中国的农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