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者诽谤案看法治有多远

　　法律只有严格而不是随意地被执行，才能真正树立权威；只有对法律实现公正充满信心，公众才能敬畏而不是远离法律。用这样的标准考量“记者涉嫌诽谤罪事件”，我们看到的只有遗憾——

　　这几天，辽宁省西丰县警方以诽谤罪追究《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一事，成为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撤销立案、撤销拘传、派人赴北京向记者和杂志社致歉，这一事件正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从当初的剑拔弩张走到目前这一步，媒体的关注功不可没，包括据新华社在内的众多媒体，对这一事件持续关注。1月8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署名评论，指出“当舆论监督登场之后，司法机构非但不应成为某些官员的私有权杖，更不应侧立一旁保持沉默，这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舆论关注，要让有关部门撤销立案、撤销拘传、进京道歉，几乎不可想象。这是舆论监督的胜利，我们为此深感欣慰。

　　然而，有关部门、当事人所作所为中反映出来的他们对待法律的微妙心理，却令人十分不安。法律如何树立权威？如何恢复人们对法律的信任？这些话题再一次沉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立案是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需要格外慎重。但这一事件中，有关部门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经历了从立案到撤案的反复。这种“出尔反尔”反映出当前司法实践在立案上的某种随意性，对于在公众中间树立法律权威极其不利。

　　当然，要求公安机关立案没有一点差错，百分之百正确，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司法实践中，案情是随着诉讼的步步推进逐渐清晰起来的。随着诉讼的逐渐深入、证据的逐步充分，案情性质的逐步明晰，立案时判断的偏差就可能显现出来。原来认为有罪的，现在没罪了，这种情况并不鲜见。然而，立案条件相对宽松，决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决定是否立案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件从立案到撤案，短短几天时间，有关部门对基本事实的判断来了个180度掉头。如果说现在的撤案是在纠正当初的错误，那么，当初作出立案决定是多么的缺乏审慎。

　　发现了错误，及时终结，避免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当然是对的。然而，这种“出尔反尔”会让百姓留下这样的印象：法律，原来可以这样随意——一旦和“随意”连起来，法律也就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了。

　　法律权威性不够，人们自然对法律能够还他们公道缺乏信心，这从当事记者对待拘传的态度中也可见一斑。对于西丰警方的抓捕，当事记者选择了躲避。理论上说，虽然出面拘传记者的是西丰警方，拘传证上盖的也是西丰警方的章，但他们毕竟是在代表国家办案。面对国家采取的强制措施，主动配合而不是逃避，似乎更应该成为公民的选择。

　　作为一名公民，应主动配合国家追诉，以早日查清案情，这既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这样的道理，朱文娜未必不明白。如果她相信案件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相信之后的法律程序会还她清白，她或许就不会选择躲避。躲避说明什么？说明对于之后的法律程序能够纠正之前的错误，她没有信心。

　　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的事件，我们耳熟能详。被判处死刑并有机会逃跑的他面对学生劝说誓死不越狱。他的理由是：“自己是雅典公民，有义务遵守雅典所制定的法律。”人们是否有义务遵守“恶法”，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如果法律不能给他公正，躲着法律走就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

　　事件的进展见证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这令人欣慰。但法律在其中扮演的尴尬角色，我们同样不能不查。如何恢复法律权威？如何恢复人们对司法的信心？这一事件或许可以让我们找到部分答案。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