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同志"防艾志愿者:在同样的边缘相恤同类

　　这些由“同志人群”组成的志愿者小组，似乎是这个人群获得温暖的惟一渠道，虽然这些志愿者本身也无依无靠，生若浮萍

　　本刊记者/杨时

　　特约撰稿/曹文雨

　　“同志”，这个在一定情境中特指“男同性恋人群”的字眼，如今已尽人皆知。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主流人群之外，默默地生活着。

　　 “紫色部落”

　　12月29日，2007年最后的一个周末。晚上10点20分，记者乘出租车来到天津河北区红旗路附近。街道空旷而安静，只有一两个售卖烟酒的小卖部散落两旁。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酒吧的所在地。

　　记者向小卖部的店员询问，“紫色部落酒吧在哪？”小姑娘走出来，用手指指身后的一个大院，脸上挂着暧昧的笑。

　　大院门口挂着一个破旧的牌子，上面写着“汽车修理配件厂”。走进去，坑坑洼洼，几乎没有路灯。向前200米，隐约看到一块闪烁的霓虹灯招牌“紫色部落”。

　　这是天津一家著名的“同志”酒吧。即使在这样隐秘的地方，仍然有众多客人。酒吧旁相邻有一个浴池，也只为“同志”服务。天津市区，这样的“同志”酒吧大约有6家，会所有十几个。

　　从窄窄的楼梯上去，推开门，酒吧里边音乐轰鸣，灯光昏暗。服务员安排记者坐在靠近舞台的一张桌子旁边，上面摆放着饮料和瓜子。

　　舞台的幕布上，张贴着圣诞老人的图片。很多人在随乐起舞。和大多数酒吧不同的是，舞伴全都是男性。一些由男性化装成女性的反串演员，除了身材高大之外，扮相和一般女性并无二致。

　　20分钟过去，演出正式开始。

　　那些反串演员轮流上场演唱，全都是耳熟能详的曲目：《有一种爱叫放手》《求佛》……还包括《我爱你中国》这样的主旋律歌曲。这些演员都有自己的绰号，比如“甜歌皇后”之类，每个人都引得叫好一片。

　　半个小时后，最精彩的，也是最主要的节目开始了。

　　一个由“同志人群”自己编排的小品，全由反串演员表演。一个人穿着白大褂走上台，介绍自己开了个小诊所，“以前我是兽医，给狗看病。现在宠物狗都成了流浪狗，我就改给人看病，反正用的药都一样。”标准的天津话。台下一片哄笑。

　　几个扮演“小姐”“母亲”等角色的演员上场前来看病。又是一阵玩笑。扮演医生的演员，根据剧情讲解安全套使用的方法和重要性，以及对于艾滋病防治的作用，其间多次提到“深蓝工作组”。

　　“我看病收费，人家深蓝可都是免费的，下次去那看啊。”“医生”说。

　　这些人提到的“深蓝工作组”，是天津最著名的一个由“同志人群”组成的志愿者小组，主要工作是帮助“同志人群”预防艾滋病和自我认同的心理辅导，在“同志人群”中声望很高。

　　小品持续了半个小时。“深蓝工作组”组员，开始拿出放在桌子下面的几大盒安全套，分发给现场的“同志”，他们全都大方地接过去。

　　主持人上台询问大家：“刚才节目中教授的安全套使用方法对不对？”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角落里发出一个声音，“不对。”

　　主持人赶紧答腔，“哪位说不对，愿不愿意到台上来？”沉默。主持人说：“现在请深蓝工作组的志愿者，给大家讲解正确的使用方法。”一个人上台给大家讲解，台下安静地听，也不时爆出一阵哄笑。

　　讲解结束，主持人公布了“深蓝工作组”的电话，“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记住这部电话。这是我们健康的保证。”

　　歌舞继续，音乐如常。200多平米的酒吧，被70多名“同志”坐满。他们大都相互熟识，有的聊天喝酒，有的在吧台玩骰子。

　　国际上对于“同志人群”的统计数字多有争论，一般认为有4%左右的成年男性喜欢同性，而且无法改变。这个人群包括任何阶层。来这个酒吧的同志当中，有的是酒店工作人员，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国家公务人员。

　　据酒吧老板介绍，这个酒吧消费层次属中档；收入高的“同志”有的生活更加隐秘，而一些民工“同志”只能去公园或者公厕。

　　在这些“同志人群”当中，根据“深蓝工作组”的调查，使用安全套的仅为10%。这些人并不知道安全套可以防止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经过“深蓝工作组”3年多的努力，现在的安全套使用率，已经上升到30%～40%。

　　凌晨12点半，演出结束，陆续退场。主持人在台上对大家说，“‘同志’并不可怕。如果你有家庭，那么请你对家庭负责。如果你是单身，那么这也是你自己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要伤害一个女孩。我们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

　　这样的活动，“深蓝工作组”一般都会参与，并在现场分发安全套，讲解艾滋病的防治知识。3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小组从无到有，如今已经牢固地镶嵌在“同志”人群中。

　　深蓝起步

　　“深蓝工作组”的负责人叫嘎嘎。今年39岁，天津人，“同志”。喜欢穿一身白衣，看起来年轻，精神，阳刚。用他的话说，“我心理性别是女性，但我觉得我挺爷们的。”

　　1999年，嘎嘎还在北京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做服装生意，生意做得很大。因为认识崔子恩等专家，他就自愿到一些“同志”浴池做志愿者工作。

　　“同志人群”包括活跃人群和隐蔽人群。经常出现在酒吧、会所和浴池等地方以及经常上网的属于活跃人群，其他的则是隐蔽人群。隐蔽人群占绝对多数。嘎嘎针对的就是那些活跃人群。

　　“那时没什么知识，就是发发安全套。”嘎嘎说。每一次去浴池，他并不说明来意，只是正常买票，洗澡，和“同志”朋友聊天。有了熟悉的朋友，聊天间就把安全套发给他们。有些人拒绝接受；有些人拿到手里，当着嘎嘎的面，把它吹成气球。“他们认为，两个男人又不会怀孕，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嘎嘎说。

　　日子一直这样过去，嘎嘎对于这些没有太多的感觉。在他看来这只是完成自己想为“同志”做一点事的心愿。他并不关心效果。

　　2004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嘎嘎的生活。

　　2000年，嘎嘎把北京的生意交给表弟打理，自己回到天津照顾生意。2004年开始在一个“同志”网站做管理员，“纯粹是帮忙。”同年，著名学者张北川发起一个针对“同志人群”的问卷调查活动，嘎嘎所在的网站承担这个问卷的网络部分。

　　当时，很多其他城市的“同志”志愿者小组，在一起开会商讨问卷调查的情况，惟独没有天津的。这件事对嘎嘎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事情。

　　嘎嘎找到另外两个“同志”朋友商量。在只有3个人的情况下，2004年10月，“深蓝工作组”成立。人手紧缺，又都是兼职，活动开展并不顺利，只是针对一些“同志”浴池，在熟识的“同志人群”中派发一些安全套。

　　第一次正式活动，已经到了2006年春天。

　　那一次，嘎嘎自己出钱租下天津一个叫做“漂亮男孩”的“同志”酒吧，提前在网上公布活动主题——“‘同志’同伴教育”，酒吧的场地费和奖品费用一共1400块。“一等奖是一个MP3，另外还有一些水具和同性恋书籍。”嘎嘎对当时的细节记得很清楚。

　　那个酒吧很小，不到70人把整个酒吧坐满了。那一次活动之后，志愿者增加到7个人，其中一位是医生。还有一位来自台湾，曾经做过志愿者，很有经验。第一次活动让嘎嘎有了信心。

　　紧接着，他和天津疾病防控中心合作做了一次针对“同志人群”的检测。

　　那次活动提前发布门票，入场以及检测全部免费。那一次来了150人。在天津的另一家“同志”酒吧，没有空调，正值6月，150人坐在里面，热得像蒸笼。

　　活动开始，专家先进行艾滋病的趋势和危害报告，台下鸦雀无声。演讲结束，开始自愿接受艾滋病检测。

　　50个人参与，无须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每人只对应一个编号。检测结束后一周，自愿打电话索取结果，除了自己，“同志”间任何人都不可能知晓他人情况。这次检测结果有1人感染艾滋病，11人感染梅毒。

　　为“同志”进行检测的天津疾控中心主任朱效科说，根据这次检验结果，天津“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2%。“样本太少，并不能说明问题。”艾滋病疫情只能由省级卫生部门发布，志愿者和医生即使掌握感染率，也不能对“同志人群”公布。检测者只有编号，即使检查出结果，也无法找到个人。

　　据嘎嘎称，他自己所掌握的3个感染艾滋病的“同志”中，有一人自称半年内与20人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另一位是Money Boy(对男性提供性服务的男性)，现在行踪不明，可以肯定的是他仍在从事这行职业。根据2006年11月12日卫生部的通报，目前中国“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在1%到4%。

　　那次检测结束半个月之后，嘎嘎接到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电话。对方问嘎嘎，“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嘎嘎说，“不知道。”那边说，“我在北京地坛医院。”嘎嘎问“你跑那干什么去了。”那边沉默一阵说，“你还不明白吗？”嘎嘎头脑中嗡地一声。他想起，那个医院是红丝带之家，专门检测艾滋病。嘎嘎说，“你赶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哭声从听筒飘了进来。

　　几个小时过去，那个人跌跌撞撞地进了嘎嘎家门。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完了，那人开始直楞楞地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惟一能听清的就是“我该怎么办？”四天三夜，不吃不睡，嘎嘎一直陪着。“我担心他自杀。”嘎嘎说，他当时只能给他讲解艾滋病从携带到发病还有5到8年的时间，这期间科学还在进步，给他增强信心。

　　四天后，那个人恢复平静，离开嘎嘎家。嘎嘎马上去医院做了一个80元10分钟出结果的检测，拿到阴性化验单才感到了塌实。

　　“我和他没有性接触，但是第一次感觉到HIV就在我身边，在朋友圈子里，真害怕。”嘎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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