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讲错话”是一种思想解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月16日在广东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提出，“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一席话引来全场掌声雷动。

　　（1月17日《广州日报》）

　　“必须允许他（领导同志）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汪洋此言显然是一句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无独有偶，记得2004年初王岐山新任北京市市长时也说过：在推行政务公开的过程中，有些事情公开时可能不太成熟，官员在公开场合难免说错一两句话，媒体和民众应予以理解和宽容。去年4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安监部门要接受媒体监督，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你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仔细琢磨这些开明官员关于“允许讲错话”的意见，不难发现其中大有深意。

　　其一，讲错话应该是领导干部的一项“权利”，或者说是他们为了讲真话、实话而付出的一种必要的“代价”。领导干部不但在某项具体工作中可能讲错话，而且在一些宏观的调研、决策过程中同样可能讲错话。一个领导干部的讲话一向正确，绝对没有一句错话，“一句顶万句”，这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正常的。其二，讲错话应当成为一种普遍权利。我们不但要允许领导干部讲错话，而且还要允许一般公职人员讲错话，不但要允许媒体讲错话，而且还要允许普通老百姓讲错话。只有像保障领导干部讲错话的权利那样，切实保障普通人讲错话的权利，才能避免“彭水诗案”、“稷山文案”、“孟州书案”、“高唐网案”那样的“文字狱”频频发生，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舆论环境。

　　允许人们讲错话，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往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的错话，将因此获得被表达、被传播的机会。一个人的言论且不论对错，它首先需要表达出来，才能被人们知晓，接着，它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才能被人们进一步辨析、批评。只有经过表达和传播的过程，人们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讲错了话。反之，如果严禁人们说错话，就必然会造成真话的同时绝迹。

　　汪洋日前提出，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首先必须争当解放思想的排头兵，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笔者认为，汪洋等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允许讲错话”，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解放。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文集《英俊的丑角》等问世）

　　“允许说错话”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允许领导干部说出考虑不成熟的话，二是社会（新闻媒体）可对“错话”提出批评，三是领导的话不会“必然”成为需要执行的指示，后两方面更是“允许说错话”的重要前提。

　　“允许领导干部说错话”不是简单的给领导干部“松绑”，而是包含了极其深刻的意义。首先要注重执政民主，而不是领导干部说了算，这样，领导干部即使“说错话”，也会在执行程序中得到纠正，而不至于“做错事”，这是“允许说错话”的基础。其次，“允许说错话”意味着监督和批评能够不受约束，因为对领导干部的“错话”进行及时批评和监督，是保证“错话”不被执行的关键。

　　在决策民主和有力的社会监督之下，“允许说错话”是对领导干部思想的一种解放，也是对领导干部个性的一种解放。领导干部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哪怕是不成熟的、甚至是浅层的想法说出来，在社会层面进行探索和碰撞，以此找到更有利于执政的思路，而不用担心自己的“错话”被下面人办成了“错事”，也不用为自己的“错话”被批评而感到难堪。

　　在一个“允许说错话”的官场氛围中，体现了一种民主的内涵和自信；在一个“允许说错话”的社会氛围中，则体现了社会监督和对“错话领导”个体宽容的到位。（廖德凯）

　　■相关评论

　　“讲错话”

　　的环境很重要

　　【中国观察之潘多拉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