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林默涵

　　

　　逝者：林默涵

　　性别：男

　　终年：95岁

　　籍贯：福建武平

　　生前职业：文艺理论家

　　去世原因：病故

　　“等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撒到颐和园。”

　　“要是颐和园不让撒呢？”

　　“那就倒进马桶，冲走！”

　　这是很多年前，身体仍然健康的林默涵和儿女们的一次对话。

　　他所说的颐和园，更确切地是指园中一个名叫“云松巢”的院落。1963年至1964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受中央之命，召集张光年、李希凡、谢永旺、冯其庸等8名当时文艺界的理论骨干，在此闭门撰写“反修”文章，为时近一年。

　　在这里，年届不惑的林默涵曾经壮怀激烈。

　　2008年1月3日，当老人以95岁高龄辞世，他魂归颐和园的愿望却未能实现。因去世时没有明显病征，医院表达了进行医学解剖的愿望，儿女们同意了。

　　长女孙小林说，父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倘若最后还能为医学事业做点贡献，他一定是愿意的。

　　以鲁迅为师

　　他把鲁迅称为“启蒙老师”，有时在书店和先生邂逅，他都万分激动

　　林默涵原名林烈，1913年生于福建武平一个地主家庭。1928年初中毕业后，林默涵考入福州高中师范专科，次年便因参加共青团、写白话诗痛斥土豪劣绅被校方开除，后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担任革命互济会福建省总会秘书长一职时，这名20岁不到的小伙子又两次被捕入狱。

　　在上海，林默涵见到了早已声誉卓著的鲁迅。他后来回忆说，那时他崇拜鲁迅，有段时间和鲁迅住在同一个弄堂，经常遇到鲁迅，可对方不可能认识像他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学生。

　　有时在内山书店跟鲁迅邂逅，他都万分激动，但从来不敢主动去跟鲁迅攀谈，总是等到鲁迅离开书店，他才悄悄在后面目送鲁迅，直到先生的背影消失在远处。

　　或许是鲁迅以笔为旗的做法鼓舞了林默涵，1934年，林默涵来到上海一家报馆工作，同时向《读书生活》等报刊投稿针砭时弊。

　　次年，林默涵东渡日本，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林默涵旋即回国，不久前往香港，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任副刊编辑。这一时期，他开始使用“默涵”这一笔名。

　　在延安

　　他后来曾多次表示，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默涵奔赴延安，进入张闻天兼任校长的马列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哲学家艾思奇。1940年，中共中央创办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文化》，林默涵在艾思奇推荐下，和他一起编辑这份杂志。

　　林默涵后来回忆说，当年茅盾、丁玲、刘白羽、何其芳等人的很多名作都发表在《中国文化》上，由于编辑部人手不足，他一个人担负起组稿、编辑、校对等多道工序，印刷厂地处距离延安六七十里的安塞，他经常骑着一匹瘦马来回奔波。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林默涵与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相识，这段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1942年，时任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并在《解放日报》副刊部兼职的林默涵，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请帖，邀请他参加于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林默涵后来多次表示，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他后来长期从事文艺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那时起，他找到了另一名精神导师：毛泽东。

　　主管宣传

　　那时他很忙，有时很晚了，中央领导一个电话，他就要去汇报工作

　　1950年，林默涵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2年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处长；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

　　在林家三名儿女的儿时记忆里，那时父亲总是很难有时间和他们说上几句话，白天晚上都在开会、谈话、起草和批阅文稿，经常还要去看演出。有时很晚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边一个电话，就要立即去汇报工作。

　　孙小林回忆说，那时她经常跟着父亲去看戏，可这并非父亲的娱乐消遣，而是了解文艺情况的一种工作方式。

　　时任《人民日报》副刊主编的李希凡记得，那时他写作的每一篇大稿都要拿到林家审阅，常常已是深夜，身材瘦弱的林默涵伏案审稿，年轻十几岁的他则站在一旁等候，尽管林很少训人，但他改稿极其认真，一个标点、一个错别字都会被标出来，让等候审稿的人大气不敢出，正所谓“不怒自威”。

　　“他都是以说理为主，讲话做事逻辑性极强。”李希凡说，很多听过林老报告的人都说，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一个字都不用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胡风事件”

　　一批私人信件被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胡风由此跌入深渊

　　因多年担任宣传和文化部门领导职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文艺领域论争中，林默涵常常都是位于舆论中心的人物，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胡风事件”。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的一个代表人物，曾受到鲁迅肯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上，胡风同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分歧很大，他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

　　1953年初，林默涵、何其芳接连在《文艺报》发文，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次年，胡风著文《三十万言书》上交中共中央，对林、何二文逐一作出反驳。此后，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

　　1955年5月，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使对胡风问题的定性骤然发生重大变化：一批胡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给作家舒芜的信件被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这名以“鲁迅学生”自居的左翼作家，由此跌入深渊。

　　关于这批信件从舒芜之手上达最高领袖的过程，不同当事人提供了不同的版本。

　　据林默涵1989年口述的《关于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描述，1955年4月的一天，有人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交给林默涵一本装订好的胡风写给舒芜的信件。

　　林认为私人信件没什么好看，一直放在书架上。隔了一段时间偶然翻翻，看到信中对一些党员和非党员作家抱着仇视的态度，其中还有很多暗语，于是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外人看不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件分分类。舒芜很快整理完毕并交还林默涵，林看后交给胡乔木和同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

　　周扬看过材料后与林商量可否公开发表，林表示同意。考虑到对胡风的批判仍属于学术和思想范畴，周把材料给了《文艺报》，在排出清样并加上编者按后，胡、周又觉得事情重大，发表前需送毛泽东审阅。5月9日，周扬将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

　　虽然不同当事人对事发过程的描述有所出入，但随后发生的事如今已为人们所熟知：毛泽东看过材料后重新起草按语，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5月13日，上述信件等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5天后，胡风被捕，开始漫长的牢狱生涯。

　　很快，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相继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风反党集团”也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受牵连者2100余人。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此乃冤案。

　　拒绝道歉

　　当年领导公开向“胡风事件”受害者道歉并要求林道歉，遭其拒绝

　　伴随对“胡风事件”的反思，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林默涵再次被卷入舆论的漩涡。林家儿女记得，父亲当年的直接领导曾在公开场合突然向“胡风事件”受害者道歉，并要求父亲也道歉，但遭到拒绝。在当时，父亲的这一态度激怒了一些人。

　　孙小林说，有一个时期，经常能听到别人对父亲的指责，而父亲一直保持沉默。他曾不解地对家人说：“打了场败仗，将军要道歉，难道每个士兵也要跟着道歉？”

　　林默涵惟一一次公开剖白是《关于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他在文中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时至今日，林家儿女相信，父亲绝不曾说谎或刻意陷害过谁，他只是在自己的职位上尽了他的职责，如果他认为是正确的，就会坚持到底。

　　或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虽身居高位，很多事情的进程其实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比如他自己的命运。

　　两部“样板戏”

　　《红灯记》和《红色娘子军》曾为他带来声誉，可后来更多的却是批判

　　围绕林默涵的另一场争论，缘于两部曾红极一时的“样板戏”。

　　1963年2月下旬，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沪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认为“这个戏不错”，就将剧本推荐给自己在延安时的同班同学林默涵，建议其将该剧改编成京剧，这便是后来著名的《红灯记》。

　　1964年11月6日，《红灯记》公演，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看后表示满意，并上台接见演员，这出改编而来的现代京剧正式通过。

　　之后，林默涵又牵头创作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样板戏”的反思之声日盛，加上江青在这些“样板戏”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抵制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对此，1988年4月27日，《中国文化报》以《周总理的关怀，艺术家的创造》为题，发表了一篇林默涵的访谈。林默涵强调，这两个作品是在周总理关怀与指导下创作出来的，艺术性和时代特色都很强，江青确实插手过这些戏的创作，但更多的是干扰和破坏，“一些人不明真相，误以为这些戏是江青搞的，这种被颠倒的历史应当重新颠倒过来。”

　　十年牢狱

　　因长年被关押，他已不怎么会说话，但仍坚持在脑海中创作旧体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林默涵成了最早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的“反革命黑帮分子”之一，随后是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批斗。当年12月，林默涵被关押审查。

　　据孙小林回忆，当时故宫已不开放，父亲被带到故宫的某个大殿里接受审问，当审讯者不满意他的回答时，便是一顿斥骂和毒打，外边的人却什么也听不到。

　　1966年至1975年5月，正当盛年的林默涵被关押了9年半。当时家人去看他时，他已“不怎么会说话，嘴唇直哆嗦”，但喜欢写旧体诗的他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仍坚持在脑海中创作。

　　孙小林说，看到她前去探视，已经长期未曾开口说话的父亲还要求给他带套日文版的毛选过去。在被关押的日子里，父亲通读了《资本论》和许多马列著作。

　　1975年，林默涵被流放至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两年半。在这期间，除了坚持读毛选、创作旧体诗，他常年坚持做自编的一套保健按摩操，为其在64岁时恢复工作打下身体基础。

　　再度出山

　　茅盾说，出版《鲁迅全集》，非林默涵这样的“霹雳手”来抓不可

　　1977年12月，林默涵再次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他恢复工作后主持的第一个工程，便是重新注释出版《鲁迅全集》。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前夕，这套堪称时代精品的16卷本著作顺利出版。茅盾评价说，出版《鲁迅全集》这样的大工程，非林默涵这样的“霹雳手”来抓不可。

　　后来，林默涵还被推选为鲁迅研究会会长。这名青年时代就崇拜鲁迅的闽南学子，在他步入晚年后，以这样一种他大概始料未及的方式，再次走近早年的“启蒙老师”。

　　1978年5月，林默涵出任恢复全国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组长。他主持召开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力主平反冤假错案，对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期间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作出了贡献。

　　1982年后，林默涵退出工作一线，改任文化部顾问、艺术委员会主任，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1986年至1995年间，他写的随笔、杂感、回忆录，以及访谈、讲话、谈话就有近百篇，其中1989年以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就有60多篇。

　　拒写回忆录

　　看他身体每况愈下，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摆手，“我不想标榜自己”

　　2001年7月，年近九旬的林默涵因肺炎入院。看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有人劝他尽快写回忆录，他摆摆手，“我不想标榜自己。”

　　不写回忆录不意味着没有回忆，在老人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有战斗，有荣耀，有争议，也有纯净美好的记忆。

　　林默涵晚年曾动情地跟儿女们提起当年在颐和园“云松巢”工作的情景：一天紧张的工作后，几个人晚饭后常在一起围坐畅谈或沿湖散步，时常可以听到昆明湖畔传来大学生们的笑声、歌声和手风琴声，暮色徐徐降临，偌大的颐和园随之一片静谧。

　　据当年和林默涵一起工作的冯其庸回忆，那时林默涵在中宣部和文化部还有很多日常工作，常常城里城外两头跑，日子过得清苦，写作也不轻松，但一帮人白天一起讨论，晚上抵足而眠，将近一年的时间充满快乐。

　　或许正是因为心存这样一份美好记忆，林默涵才会说出“骨灰撒到颐和园”的话。

　　如今斯人已逝，围绕他的争议或许不会就此停止。但对于这样一位可以笑言将自己的骨灰“倒进马桶冲走”的老人，身后毁之誉之，他会计较多少？

　　生前身后，不少人评价林默涵时用到同一个词：光明磊落。一位著名作家和文艺界领袖的评价则更加意味深长：“我或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钦佩他的为人。”

　　本报记者 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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