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调解员”眼中的中国调解

　　外国姑娘学习中国法律担任调解员 称“中国调解更值得推广”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祖籍英国、生在南非的27岁姑娘凯特，近日正式受聘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司法所的调解员。1月27日下午，在凯特所在的司法所，记者见到了这位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洋调解员”。

　　 深入农村调研调解之道

　　“我刚毕业几个月就当上了中国的调解员，感觉很荣幸！”凯特一口流利的中文令记者惊讶。

　　当记者问她为何会对“调解员”这一工作感兴趣时，凯特讲起了她的经历。

　　凯特说，在她11岁那年，她偶然看到了一部关于中国西藏的纪录片，从此就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神秘文化产生了兴趣。2001年，她孤身一人来到了中国云南，在昆明理工大学学习了两年中文，顺利取得了汉语水平考试的六级证书，并于2003年9月进入南京大学法学院，成为了法律专业的本科学生。

　　“刚开始学习中国法律的确很难，中国的文化太深奥了，所以在学习法制史时，不得不补习中国历史，民法也很难，但我考试都及格了，感觉真的不错！”凯特说。

　　班里的其他留学生大多是想通过学习中国法律，为以后从事国际贸易或法律工作提供方便，但凯特的想法不同。

　　“我以前是想当医生的，但没有如愿。我在南非农村长大，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逐渐对扶贫、社区工作等感兴趣。”凯特说，她在中国学习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社情民意。

　　为了撰写毕业论文《农村纠纷的调解和地方性正义》，她曾于2007年一二月间，深入到江西省永丰县农民家里，接触访谈了近百名村民，并且搜集到了四十多个案例。

　　“农村调解的基本路线是，首先听取纠纷的事实，决定是否能调解，然后听取本人的意见，再参照政策提出调解建议”，“如何普及地方性公德显得更加重要，涉及到我们对地方性正义认识的深浅”。在论文中，凯特阐述了她对中国农村调解问题的独特见解。

　　在农村调查时，凯特接触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农妇告诉她，结婚十年，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但又找不到地方说理。当地的村治保主任在调解时劝说农妇“要听丈夫的话，不要与丈夫起争执”。

　　“他的调解方式让我大跌眼镜，太没有法律观念了。”凯特说，“后来接触案例多了，感觉到中国的调解其实和社会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有着密切关系，调解对于我这个异域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显得很神秘。”

　　老外做调解“吓倒”不少人

　　毕业后，凯特向她的指导老师———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英姿提出想兼职从事调解工作的想法，吴英姿很爽快地答应尽力帮她联系。

　　“接到南京大学的介绍信，说一位老外想做调解工作，我们觉得很突然。后来大家讨论后觉得，这是件大好事，不仅可以宣传人民调解职能，而且说不定对涉外文化和法律交流有益。”南京市鼓楼区司法局副局长姚启明对记者说。

　　在各方的帮助下，2007年12月中旬，凯特顺利来到位于鼓楼区祁家桥4号的宁海路街道司法所报到，并于今年1月中旬正式受聘，成为了小巷子里名副其实的“洋调解员”。

　　宁海路街道司法所所长薛涛很快成为了凯特的“上司”和“老师”。

　　薛涛说：“她的中文很流利，和老百姓用普通话交流还算顺利，但是经验不足，还要锻炼。”

　　在薛涛看来，凯特“有爱心，有耐心，懂法律”，具备了一名调解员的基本素质。“开始很多人见到她，很好奇，常有人悄悄问她是干啥的，不过说明情况后，很快就被接纳了。”薛涛笑着对记者说，有一次，调处因抚养问题引起的家庭纠纷案件时，双方当事人见到一位老外在司法所办公室，吓了一跳，后来吵架都不带劲了，很快双方和解并达成了协议。

　　“洋调解员”更认同中国调解方式

　　凯特亲自调处的第一起纠纷，就令同事们对她刮目相看。

　　这是一起因邻里间互相猜忌引起的“噪音纠纷”，楼下人时常在夜里12点多，被楼上住户家凳子砸地面的响声惊醒，虽然多次报警，但楼上住户始终不肯承认，双方吵了几个月。凯特在调解中，并没有纠缠于楼上人砸了凳子没有，而是说：“继续讨论双方的相互推测没有用，要向好的方向讲，楼上人保证不发生噪音就可以了。”司法所后来在对双方的电话回访中了解到，“噪音”果然消失了。

　　一开始，凯特对中国老百姓朴素的“公平观”并不理解。“很多案件都是‘背靠背’找当事人一方谈，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好像很不讲程序，甚至让人觉得调解员和当事人有什么个人关系。后来慢慢明白了，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只要最后双方都同意了，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深究程序问题。”

　　凯特认为，中国人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在调解时就要心里“有杆秤”，多做劝说工作，结果的公平显得很重要。“很多问题，根本不能单独靠法律解决，调解员不仅要熟悉老百姓的规矩，还要有耐心，同时要掌握说服别人的技巧。”

　　比起她在其他国家所接触过的类似机构，凯特认为，中国的调解制度和方式更值得推广。“起初，有些案件警察都来到了现场，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中国的警察常常参与甚至直接做调解工作，这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她还说，“老百姓不需要付钱就有政府的人为他们解决纠纷，而且一遍一遍不厌其烦，这种不用打官司而且低成本的办法，值得学习。”

　　结束采访前，凯特向记者说了她未来的打算：“想干五年的调解员，这样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后可以总结经验，传授给其他人，比如开设一个‘调解员培训班’。”

　　本报南京1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