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试验区相继布局 中国四大区域经济格局形成

　　2007年，随着成渝地区和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改革试验区相继出笼，我国新一轮区域改革试验开始发力。分析人士认为，与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老特区相比，新推出的改革试验区的目标是在现阶段有节奏地通过试验，探索完善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前进道路。

　　新改革试验区布局中西部

　　2004年到重庆打工的魏昭梅不久前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截至目前，重庆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已达700多万人，改革将大大推动这些农民工边缘身份的转变进程。

　　“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里程碑！”———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如此评价统筹城乡改革的意义。他说，“城乡统筹就是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有保障，有就业，有增收，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的有益探索。”

　　而在不久的将来，拿着一本“通用户口本”，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的居民可自由流动。在武汉打工的城市圈农民，也可像武汉市民那样享受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及福利。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联合获批成立“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位于中部腹地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随着两个新试验区的加盟，2007年，中国的土地上由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初步完成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全面布局。

　　综改试验区全面布局，四大区域合作发展新格局形成

　　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将是未来几年国家的发展大势。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扩展到中西部是配合全国协调发展的需要。

　　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日益明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的形成，使区域经济分工协作、互动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东部地区的区域发展呈现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合作的态势。

　　东部重点区域经济的崛起，对相关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随后兴起的以渤海沿岸及黄海部分沿岸地区为主体的环渤海经济区，在我国华北、东北和华东的三大区节接合部，以其强劲的辐射带动能量，将经济发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东向西拓展。

　　随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天津滨海新区已成长为我国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当一部分产业，开始了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基本确定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

　　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28%和2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专家认为，随着中部建立“两型社会”试验区、西部成渝地区建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西部发展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改革试验区彰显探索新意，我国区域合作呈现新景象

　　近年来，我国设立的改革试验区承担着不同的探索任务。最早批准的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重探讨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希望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结合起来，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6年5月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探讨的则是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目的是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设立成渝改革试验区，则是为了探索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希望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在各个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它将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和产业的有效整合，全面推进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再上新的台阶。

　　而最新设立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围绕“两型社会”，希望在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上有所探索，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内生型发展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循着4个试验区成立的先后顺序，我们不难看出，试验区的设立正在从围绕经济发展向更看重和谐社会建设转变。这也是最近几年国家大政方针所在。

　　目前，改革试验区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如武汉城市圈内存在着城际高速公路收费、跨城公交迟迟没有进展，通信同城收费、统一区号久谈不妥等。这些问题除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外，都是由行政区划导致的，需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逐步加以解决。

　　但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协调机构之间的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振兴东北战略实施4年，东北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加快，“老工业巨人”正在重振雄风。

　　目前，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各大区域之间的合作日趋密切，相互之间的种种“壁垒”正在被打破，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将随着分工合作的深化和经济资源的整合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半月谈 熊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