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广大谈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有问题再改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回看大潮

　　本报记者 林丹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前市委书记梁广大一向被人称作“梁胆大”，“胆大”就是经常冒险冲破条条框框，干出些“离经叛道”的事。节前，本报记者与梁广大细数当年解开的那些绳索。

　　梁广大向记者展示俄罗斯勇士队送给他的苏-27模型 朱习 摄

　　“1978年，南海县人均收入不到百元。家里有钱了人们却怕露富，我们要让大家换个思想，‘富光荣，穷可耻。’于是，春节前县委县政府带头去‘祝富贺富’，燃半个小时的烟花庆功。如此一来，全县人都按捺不住了，奔富的劲头势不可挡。第二年，南海的人均收入达到400元，成为全国首富，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我们连续3年‘祝富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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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绰号“梁胆大”

　　羊城晚报记者：梁书记，“梁胆大”的绰号由何而来呢？

　　梁广大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先描述了29年前的一幕，那时他还是南海县委书记。他说：也是这个时候，春节前，我们抬着6头烧猪、10坛九江双蒸，带着100万响的鞭炮和烟花去“祝富贺富”。

　　羊城晚报记者：“祝富贺富”？为什么？

　　梁广大：现在看来是“毫无悬念”的事情，那时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那时人们的思想还转不过弯。我在南海县号召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一起大办工业，“四个轮子一起转”。县委、县政府聘用了几万名刚刚摘帽的“地富反坏右”或是出身不好的技术人员担任厂长、技术员、供销员。结果，我被扣上了一堆帽子：“起用牛鬼蛇神，解放地富反坏右”、“与资本家勾勾搭搭”、“埋头拉车不看路”……他们那时候开始叫我“梁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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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大胆融资

　　羊城晚报记者：您后来到珠海当市长，珠海经济特区虽然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想“杀出血路”同样是障碍重重吧？

　　梁广大：那时候全国对特区一片讨伐声，认为特区是走资本主义的典型，与租界没有本质区别；特区除了五星红旗全都变了色。而珠海当时的计划经济观念还很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当时中央只给了珠海2700万元的开办费，远少于兄弟特区，也没有国务院各大部的投资支持。许多干部有埋怨情绪，不想办法却一味地“等、靠、要”，不敢利用银行资金，沾沾自喜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时，珠海还没起步，整个特区的工业产值不及南海一个公社。全市只有6部电话可通省委，2部电话可通港澳。真没有什么成绩可让小平同志看。可小平同志仍然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我很惭愧，也明白他是从一个高度来看特区的。他鼓励我们：“你们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我提倡大胆干，大胆闯，有问题再改。”这是改革开放思想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羊城晚报记者：小平解放了大家的思想，你又干了哪些“胆大妄为”的事呢？

　　梁广大：我们开始向银行借钱，通过珠光公司向境外融资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道路建设、九洲港码头建设、供水、电力、通讯。为了防止企业圈地，1987年，珠海市政府开始统征土地100多万亩，造地47万亩，以地为财，珠海开始大踏步地发展。梁广大说：“据说去年珠海的土地收入超过160亿，有人计算，珠海市政府拥有的土地资产按现值算超过1万亿。”

　　羊城晚报记者：1989年，特区再次陷入思想重围，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那时候主要有哪些思想羁绊？

　　梁广大：有人说，特区是用中央的钱堆起来的，我有这么多钱也能干出来，意思是特区发展起来并非改革开放之功；也有人说，特区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典型；还有人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之过推给了特区。其实，特区从一开始就在计划外，是走市场走出来的。那时候我们心里都很沉闷。邓小平南巡从理论上解决了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解决了两极分化问题；解答了先富后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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