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往事——对中国金融资本市场与民营企业的启示

　　编者按：

　　在德隆案结束的四年时间内，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使中国资本市场完成了由熊至牛的大逆转。另一方面，中国按WTO协议，结束了金融领域的保护期限。德隆垮台后，各种传说不断，王世渝以德隆高管的视角对企业进行了全面解读，这是德隆人的首次内部剖析，讲述德隆从巅峰走向崩溃的点点滴滴，或许对今后中国金融资本市场与民营企业给予一定启示。

　　王世渝 （资深投资银行家 现任瑞思资本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北方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2006年1月18日下午，作为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我来到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参加将于19日举行的德隆、友联及唐万新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操纵股市一案的开庭审理。

　　德隆、友联一案是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案件，举国关注。19日早上，作为这一案件的全程亲历者和重要的当事人，我以一种非常难以名状的心情，和德隆原董事局主席唐万里、行政总经理沈巍以及涉案人员的家属一行来到戒备森严的武汉中院那栋崭新的、气派的，又十分冷峻、严肃的大楼前，彷佛所有的一切都凝重得让人紧张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虽然没有邀请任何新闻机构，但大楼前的自动铁门外还是围着大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

　　连续几天的阴暗的天空和雨夹雪使天气异常寒冷，我们手持出庭通知书、身份证并经过严格检查后才进到了武汉中院最大的一号法庭的大厅里。

　　空空荡荡的法庭只坐了不到两百人。我被安排坐到了主要被告单位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的座位上。我心里想：还好，那块牌子上写的不是被告席，我不是坐在被告席上，我只是诉讼代表人。其实，我这是在自我安慰而已，在我清楚的意识里，我是完完全全以被告人的心态和德隆国际、新疆德隆的代表坐到了位置上。

　　大约此前一个月，沈巍要我作为诉讼代表人出庭，向我征求意见，我几乎没有任何顾虑，不假思索地回答她没问题。后来我才听说，我是答应得最爽快的一个。

　　9点钟，唐万新、李强等七人被带了进来。走在第一位的是唐万新，正好我坐的位置在面向主席台的右面，唐万新一行从左边的侧门进来，因此，排在第一个的唐万新正好迎面向我走来。进门之后，他一直朝观众席上看到底都有谁来了。走到他的被告席，他的目光才和我的目光对在了一起。此时他和我之间的距离不到10米。他的脸上并没有通常看到的那种犯人的表情，好像在告诉我：“你看，我闯了大祸了。”看到这个表情，我不禁有些心酸。过去几十年所受的一切教育里，习惯于简单的好人坏人之分的我，面对眼前这个习惯中的坏人、罪人时，我的思维逻辑在法与理、法与情的关系上被搅乱了。

　　审判长高勇宣布开庭。

　　随后，指控、陈述、辩论，问答在各种角色中不断交替、转换。陶武平律师优雅的风度、渊博的知识、机智的答辩几乎让我忘记眼前的这一切是在进行审判。纯粹像是一幕非常精彩的，过去经常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戏剧场面。

　　我从来没有以原告或者被告的角色进过法庭，是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也是第一次见识到高勇这样既有很高水平又风度翩翩的法官，真让我大开眼界。唐万新在法庭上的表现也显得非常得体。作为被告，他把这个角色表现到了最佳状态。认罪态度极其好，但又不唯唯诺诺；陈述的内容既简练又准确；对自己的作为毫不回避，客观承担。这是一个负责的、值得尊敬的举动。在高勇宣读完起诉书后、唐万新的陈述如下：

　　“我完全接受起诉书的内容，但也希望法庭了解我的态度和动机。我扩大收购金融机构和委托理财是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减少损失。发生危机后，我就派了80多人到各地去处理危机；一个星期后，我就主动到北京，向监管机构如实报告；国务院的小组一成立，我就第一时间回来协助配合。对于德隆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我十分痛苦，深感责任重大、罪行重大，我服从判决。”

　　整整两天之后，庭审结束。1月20日晚上，武汉下了2006年的第一场雪。一连数天的灰暗天空在21日早上终于结束。我拉开窗帘，外面阳光灿烂。

　　4月29日，我们再次齐聚武汉。仍然是那个高勇审判长向我们宣读了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整个德隆、友联及唐万新等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判决。

　　就此，德隆、唐万新以及一个18年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句号。一段喧嚣结束了，一段历史结束了。我的眼里流着泪水，向唐万新挥着手，目送他被法警带离法庭。此刻，我的内心十分复杂。德隆结案，我们也彻底解脱出来。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唐万新等人将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去认真改造，认真反省，也在灵魂深处去赎罪，去觉悟，去忏悔。

　　我也从来没想到过，我会以这样一个尴尬的角色成为一股巨大的漩涡中的一个主要参与者，我被无法抗拒的涌流无情地在浪尖与波谷之间剧烈地起伏着。

　　我被我的思绪拉回到了上世纪的1984年。当时，我在重庆一边上电大中文专业的课，一边在重庆起重机厂从事成人教育。在那个刚刚接受大量新思潮的思想启蒙时代，中国开始决定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我有一天在课堂上，引经据典，历叙古今中外的改革大事。从商鞅变法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我讲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彷佛我自己已经全身心投入了一场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改革中去了。我讲的课已经到了忘我的境地，以致于讲完后，全班同学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王老师，你今天怎么了！

　　此时，已是2007年年尾，离德隆倾塌仅仅三年多时间，中国资本市场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刚刚过去的东西好像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2006年是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一内一外的两件事情，注定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中国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使中国资本市场结束了长达整整五年的大熊市，完成由熊至牛的大逆转。整个中国，一片欢腾；二是中国按WTO协议，结束了金融领域的保护期限。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双向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导致中国不得不采用若干措施，限制外资流入。市场上的许多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太可惜了，德隆若是走到了今天，不知有多强大。”胡润也和我商量，若用今天的市场参数去重估前一年德隆的市场价值，这对我来讲，只能轻松地莞尔一笑。没什么遗憾的，如果“德隆系”的牺牲，换来了今天市场的繁荣，换来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这种牺牲是值得的。

　　“德隆”两个字一共27画，中国两个字为公司名称有如此多的笔画实在罕见，读起来凝重，看起来稳重。“以德兴隆”是德隆人的座右铭。无论名字起得如何精心，无论借意表达什么样的理念，令人心痛的是德隆终究没能走下去。

　　德隆，作为一个失败的大型民营企业已经在一片斥责声中渐渐成为过往。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以历史证人的身份，站在市场的道德天秤里，去数落德隆的若干不是以证明自己的英明、正确、专业、有学识、有眼光。每当遇到这样的议论氛围之时，我的心里总是泛起一股悲凉。这种悲哀比我2004年6月中旬，极不情愿地收拾起我在德隆大厦B308房间办公室里的文件，一步步缓缓离开风雨飘摇的大厦时的心情还要难受。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三年多过去了。本来，只想把我在德隆的这些经历封存起来，等到退休以后去慢慢回忆。近段时间以来，关于德隆的情感维系与理性思辩一直紧紧地游弋在我的周围。我从所有的关于德隆的信息流中捕捉着能让我心安理得地生活的理由，但是这种捕捉一直没能给我以完美的答案。尤其是今日之中国资本市场，又一次次被狂热的投资者将股票指数推向新高，所有熟知当年德隆的人无不为之感叹，为之惋惜之余，更是让我难以平息。

　　我在德隆三年中的那些日日夜夜、那些情景、那些任务依然强烈地击打我的神经，全部的理性都无法阻止我说出我心中的德隆、心中的唐万新。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深深地表达我对中国金融资本市场、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之道的全部关注和对所有将要进入这个市场、将要从商和已经从商的中国商人的真切祝福。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和冯仑在万泉新新家园的小茶馆里，谈到我所经历的，冯仑也不无感慨地说，你应当把你的特殊经历写出来。

　　我自诩为中国最早一代的土生土长的投资银行家。用唐万新的话说，我可能更像投资银行活动家。我信奉的人生哲学是“体验”二字。无疑，德隆三年是我半个世纪生涯中至今为止最为重要也最为惊心动魄的“体验”。

　　之所以谓之“体验”，原因有三：其一、我不是德隆的创始者，没有老德隆人侠义肝胆般的德隆情结；其二、我又是德隆后期的重要参与人与亲历者，不同于旁观人或学者、记者之类；第三、作为投资银行家，培育企业、造就企业是我的使命，16年的从业生涯使我亲历了中国东南西北无数的企业，接触了性情各异的无数企业家。然而，德隆是我介入的若干企业中分量最重、体验最为深刻的一个。

　　自2006年开始，创办15年的中国资本市场以股权分置改革为标志，结束了早期的缺陷和初创的莽撞，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终点回到起点。新的开始，未来很重要，但过去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借此机会，我愿意以自己亲身参与德隆、伴随德隆走过从巅峰走向崩溃的经历，与所有关注德隆的人一起走进那个曾经辉煌、曾经神秘的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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