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质疑是公民的权利 释疑是政府的义务

　　春运临近尾声，各方压力缓和，于刚刚过去的冰雪灾害与滞留事故，恰是及时检视的时刻。昨天下午，铁路部发言人王勇平接受媒体访问，谈及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的旅客疏运工作，特别回应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虽是据理力争，却也针锋相对，批驳之势急切凌厉，回应之心反而淡薄。熟知惯常的言辞句式语气，不免要从这番严辞厉句的机构发言中，看出今日批评的际遇，作一番如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遐想。

　　郭锡龄所说，无非意指铁道部应该为广州地区旅客滞留负责，至少是负部分的责任。而郭的质疑，不过是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说出了民间普遍存在的疑问。疑问的存在，是以释疑的不及时、不主动、不公开为前提的。公众疑问的真实与否根本无须追责，而释疑的姗姗来迟却正是机构失责的反证。大灾大难过后，公开讨论谁要负责，谁要挨罚，本是正常的公共生活，也是必要的社会情绪出口，就像公开宣传谁应该得表扬，什么机构应该授奖一样，是一个公共事件完整的正负两面。这个道理本来浅显，只是落实到政府机构的奖优罚劣之上，便无来由地敏感起来，使得可能从灾害中增进的全民经验，也一并敷衍塞责过去。这种状况，无疑要令民众心痛而不忍见。

　　铁道部发言人称，郭副主席所言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这样的语句，用于科学辩论是可以的，用于回应公民的质疑，却是十分的不妥。铁道部作为国家铁路管理和运营的唯一机构，一手掌握铁路系统的所有信息，这是作为普通公民的郭锡龄不可能占有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公共机构与个人的能力不对称，使得质疑成为公民的天然权利，而不必受制于事实的绝对准确。事实与常识，衡量的只是权利行使水平的高低，却丝毫无损权利行使的正当。如果以违背事实和常识的认定，来否定郭锡龄批评与质疑的权利，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而事实上，对公开批评的不适应已成今天公共机构的痼疾，对质疑权利的不自信构成了公众情绪的严重压迫。而当发言人王勇平质问，“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这样的发问，近乎要以道德优势取消郭锡龄的批评资格。

　　铁道部发言人的批驳表态，在网上迅速为更汹涌的批评浪潮所反噬。抛开郭锡龄言论的事实依据不论，郭锡龄所遇到的极不对等的机构批驳，变形成为让批评者感到紧张的威压信号，构成公众行使批评与质疑权利时要自觉弱势的鲜明印象。铁道部发言人的所谓回应，流露出对社会批评的极为敏感与不适应，更在不经意间传达了对正当质疑的无礼棒喝。一家政府机构的公开发言，给公众造成如此的社会观感，是相当失责和没有风度的。

　　总理温家宝曾在冰雪灾害肆虐时到达重灾区江西，他说：灾害使我们损失了一些东西，但这是暂时的；灾害使我们得到了许多东西，这却是持久的。总理所言，同样不过是“吃一堑、长一智”这样朴实浅显的道理，放在风雪中坚持的个人身上，得到的是信心、勇气和力量，放在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得到的就是反思、改正和进步。这就使得在面对灾害时，一个社会敢言无忌的反思与众志成城的抗击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

　　刚刚过去的这场灾害，既使全社会真的相信皆由天灾而起，也自然还有公共事务的不足之处可堪追问。完全没有缺点暴露、机制反思的灾后重建工作，是极不正常的，也是违背事实和违背常识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说，抗击冰灾、成功疏运的壮举，是各界齐心努力所达成的，理应倍加珍惜。而今日难得的批评局面，复苏的质疑精神，萌芽的公民权利，渐进的公共探讨，在不在这理应倍加珍惜之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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