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能员""铁腕治吏"的施政缺陷:人治色彩强烈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地方主政官员首先是政治官员，需要理解本地的民情，发现民众的政治需要，确认恰当的施政目标，然后才进入行政阶段，才谈得上效率问题

　　“铁腕”书记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任上调到昆明担任一把手后，再度发挥其在宿迁的施政风格。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者已有两件：首先他下令在媒体上公布该市所有领导干部的电话；随后，该市所属呈贡县一位副局长在参加全市招商引资会时打盹，当场被仇和点名批评，事后因“破坏招商形象”而被勒令辞职。

　　这是典型的仇和风格：以整顿吏治为手段，推动整个官僚体系高效率运转。为此目的，他勇敢地打破官场的“潜规则”，有的时候，甚至不惜突破纪律、法律的规定。有舆论质疑，像那位副局长仅仅因为打盹就被勒令辞职，不可能是纪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而是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

　　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这位副局长竟然是在全市招商引资会上打盹。甫到昆明，仇和就把招商引资当作自己的第一大政绩目标，仇和所确定的这个目标已经逐级分解、层层必达。仇和还准备成立35个招商局，辅以高额的奖罚措施，令其分赴沿海各地。所有下级官员当然也必须全力配合仇和这一施政纲领。仇和已经表示：整治投资软环境，必须拿出硬招子，处理到人头:“谁损害昆明形象，谁就是跟全市人民过不去！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

　　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中，仇和这样的官员属于“能员”。自秦建立自上而下控制的集权官僚体制起，历代均不乏这样的能员，且在各个政府层面都有出现，上自首相大臣、下至七品县令。

　　这样的能员通常是清官，个人道德无可指摘，至少表面看来如此。他们甚至可能有一种道德洁癖，这给了他们无视官场潜规则、甚至超越法律行事的勇气。他们的能力通常比较强，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一种官僚体系中相当罕见的干劲。因而，相对于因循的同僚，他们的政绩通常十分突出。

　　然而，这样的官员是否真的能够造福一方，远非显而易见。能员的行政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效率只有被置于一个恰当的框架内评估才有意义。行政高效率只有在其目标恰当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在相对匀质的传统社会中，地方长官的目标相对单一，主要是审理案件，最多再兴建一些公共工程，能员的行政高效率基本不会造成较负面影响。不过，一旦涉及到较为复杂问题，政府内部及整个社会对能员的评价就会出现分歧。

　　而在当代社会，这种能员的行政高效率之后果，就更加含混了。在这类官员心目中，实现本地经济高速增长大约是最重要的施政目标，而且这个目标的正确性不容置疑。一旦锁定这样一个单一目标，他们的高效率就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问题是，昆明这样的大城市社会，显然是高度异质的。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权利、利益诉求。能员们能否保证，昆明这样的城市民众都愿意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本市政府最重要的施政目标？假如在昆明相当一部分民众心目中，宁静的生活、环保、独特的文化等等是更重要的价值，那么，单纯的行政高效率对昆明民众来说又有什么意义？甚至这样的行政高效率会直接间接地损害民众珍视的那些价值。

　　平心而论，仇和式官员的干劲，在今天是珍贵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职责似乎缺乏全面的理解。作为地方大员，主政官员的职责并非只是行政。他们是政治官员，首先需要理解本地的民情，发现民众的政治需求，需求很可能就是多样的。这当然是一个政治过程。只有经由这一过程，确认恰当的施政目标，才进入行政阶段，才谈到上效率问题。

　　即便施政过程中，身为政治官员，他们仍然需要时刻以政治的眼光来监督、控制行政过程，注意行政过程所涉及的复杂的权利、利益关系，在必要的时候修正原定的施政方案。

　　但是，在“铁腕”的施政风格里，政治的维度消失了。他们把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要任务，并毫不犹豫地追求一个单一目标。他们亲自行政，在行政过程中不容许任何质疑，不容许其他官员或民众表达不同意见、主张那些可能妨碍行政过程的权利。

　　今天，在各方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如何使官员面向、满足民众的多样需求，平衡社会内部复杂的权利、利益关系的背景下，这样的施政理念，如果与不顾一切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单一目标相结合，恐怕非昆明人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