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

　　本报记者樊丽萍

　　11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表决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备受关注的“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撩起神秘面纱。

　　此次大部制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何重要意义和必要性?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又有何“禁区”？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今天独家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

　　本轮改革是多年来“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未改到位”的一次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牢牢抓住‘牛鼻子’，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牛鼻子’。”袁曙宏说，有序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紧紧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重点，统筹兼顾，稳步推进。

　　那么，本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什么？袁曙宏认为，关键是要使政府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特别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此基础上，优化设置政府机构，科学配置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规范政府运行机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健全政府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政风建设，推进政府体制的系统化和整体化改革。

　　“必须看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项改革的连接点、交汇点和关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的改革大都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的改革，是一些多年来想改但因为时机不成熟未改或改了未改好、未改到位的改革，这就说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实已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国情和改革实际出发

　　本轮大部制改革，是我国启动的第六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此前五次针对政府自身的改革分别开始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以及2003年。有观察家指出，几乎每一届政府都要进行一次行政体制改革。

　　在总结我国近30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主要经验时，袁曙宏说，经验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13亿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谈及此次大部制改革时，袁曙宏同样认为，作为我国整体改革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的实际情况出发。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承受的压力十分巨大。改革进程既慢不得，也急不得；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有‘路线图’；既必须统一部署，又不能‘一刀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部署，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任务对行政管理体制提出的客观要求，深刻分析行政管理体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改革战略。”

　　必须十分重视民主，严禁部门利益影响改革决策

　　按照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我国将进行为期12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正在进行的这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在世界历史上也同样没有先例可循。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长期性、系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在大的改革决策出台之前，应当充分发扬民主。”袁曙宏说，要坚持开门改革，邀请人民群众、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共同参与，集思广益，科学论证，民主决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策过程，就是汇集民意、集中民智、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过程。任何忽视民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关门改革，把改革封闭化和神秘化的认识与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袁曙宏同时指出，由于各级政府本身既是改革的决策者、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改革的对象和利害关系人，因而必须依法加强对政府改革权力的约束、改革决策的规范、改革过程的控制和改革成果的巩固，严禁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影响改革决策，干扰改革进程，确保改革成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大部制改革有经验可循，但需防止“囫囵吞枣”“照搬照抄”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为了放松行政规制、缩减政府规模、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普遍并持续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

　　袁曙宏认为，在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认真总结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成效和有益经验，真正把行政管理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承认它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和做法。例如，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大都机构设置比较简洁，职能分工比较明确；强调宽职能、大部制，决策、执行、监督机构适度分离和相互制约；管理层次和幅度适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在法治化的基础之上；重视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创新等等。

　　然而，袁曙宏也强调，在借鉴之余，我国的改革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立足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立足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和首创精神。“有选择地学习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的理论、制度和方法，同时也应当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囫囵吞枣，不问国情，照抄照搬；二是把一些西方国家尚在探索、还不成熟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拿过来盲目套用。”(本报北京3月11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