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红包

　　秦武平

　　本人打小就没拿到过一分压岁钱，所以看到别家发红包，免不了眼红心酸。上月底，香港特区政府在公布新的年度财政预算时，捎带推出给民众发400亿港元大红包的细则：长者每人直接一次性可拿3000港元，每户香港家庭可获1800港元电费补贴，政府开支10亿港元为低收入家庭代缴一个月公屋租金，减免去年部分个人所得税并提高扣缴基数，为刺激行业发展扩大免税清单……

　　香港政府发红包，并不是特例。新加坡政府早已养成年年向国民发红包的好习惯，今年正月初九就决定拨款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穷人与老人受惠最多。新加坡政府“发红包”的正式称谓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做法，据说是世界首创。香港特区政府则有约在先，只要政府盈余超过预期2%的收入，就要给全民分红。新年开春，果不食言，民众莫不欣欣然焉。

　　类似普惠的红包，不同年岁和经济地位的国民具体该发多少，都有定数且众人皆知，因此也不必担心在发放过程中，被黑手强征巧抽“过路费”。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发红包带有家长制作风烙印，上升到政府行为恐不合适。我觉得这种异议反而是太教条了，既然“国家”本为一体，在政府荷包充裕时向民众发红包，不仅可提高小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和归属感，还能为经济向好增添信心，何乐而不为？香港特区政府明确向民众发红包后，受此“派糖效应”影响，港股应声放量大幅反弹。而那些因物价上涨而舍不得花钱的香港老年人，拿到红包后起码每月能多吃几顿肉。

　　其实，政府“红包”也曾暗贴到我们身上，比如政府减免农业税等。但各地明着发红包的次数总归少些，领导更习惯于发慰问金。虽然，这都属于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但发慰问金和发红包给受者的感觉不一样。但愿我们常见的发放慰问金，是未来向大众发红包的前奏。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