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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明天50岁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4日06:59 北京日报
明天,《北京晚报》将迎来创刊50周年纪念日。50年来,“晚报”、“晚报”的叫卖声依然那么亲切而响亮,每天买份晚报已成了无数北京市民的生活习惯。 从昨天开始到本月19日,《我们同行——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展》在首都博物馆倾情展出。此次展览共展出了100幅版面、200幅图片。这背后,是《北京晚报》50年来出版的13000多期报纸和50万张照片。 从1958年3月15日创刊,到1980年2月15日因“文革”而停刊后的复刊,再到今天——显然,我们无法用本版的一篇报道囊括《北京晚报》50年的发展历程。但我们可以选取片段二三,去感受一下这份报纸和北京共同走过的半个世纪。 小平批示“拟同意”创刊 展览上,有一份珍贵史料是首次与北京市民见面。那是一份1957年报送中央“筹办北京晚报”的请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于9月4日在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刘、周、朱、陈、彭真核后退宣传部办。” 最早发现并将这段史实撰文发表的人,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审方厚枢。这位81岁的老专家也是《北京晚报》的忠实读者,说起发现晚报创刊批示的经过,记忆清晰如昨。 199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开始合作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曾任研究所副所长的方厚枢担任副主编。2003年底开始编辑的第9辑收录的是1957、1958这两年的史料。由这一辑执行主编方厚枢负责编辑来自中央档案馆的史料。 当邓小平关于创办《北京晚报》的亲笔批示出现在眼前时,方厚枢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觉得很高兴,但由于当时《史料》只收出版方面的档案,新闻方面的档案没有收录进去。”直到2004年6月,方厚枢接到《北京党史》杂志约稿,他才在多方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写成《邓小平批准北京晚报创办》一文,将这一史实公诸于世。 据方厚枢的调查,1957年时,上海有了《新民晚报》,天津也有了《新晚报》,而北京还没有晚报出版。因此,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不断有代表提出提案,也有人民来信向市委反映北京需要一张晚报。 于是,1957年8月16日,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总编辑周游联名向市委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建议由北京日报立即筹办一张晚报——北京晚报,以满足群众的需要,并占领这个宣传阵地”。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就写在这份请示报告上。 得到中央批复后,经过短期试刊,1958年3月15日,北京人有了自己的晚报——《北京晚报》。 毛主席亲笔题写报头 《北京晚报》每天都与读者见面,大红的报头“北京晚报”四个字风骨鲜明,那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而《北京晚报》也是毛泽东亲手书写的惟一一个晚报报头。此次展览也揭开了毛泽东为晚报书写报头的经过。 此次展览公布的史料记载,毛泽东为《北京晚报》亲笔题词缘起于他写给当时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的一封信。当时,《北京日报》的报头——“北京日报”四个字是在1952年创刊时毛泽东亲笔所书。过了一段日子,主席对自己的字感到不满意,决定重新题写。 原《北京晚报》记者王迪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内容:“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多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范瑾给毛泽东的回信中,“顺便”提了个要求:“北京晚报现在用的报头是凑的字,您是否可以为北京晚报写个报头?”选拼伟人手迹用作报头,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报界的特有现象,当时的《北京晚报》原本也是采用了这种做法。 很快,毛主席就给范瑾寄来了专门为《北京晚报》写的报头,并在范瑾的信上批示:“写了一张,不知可用否?” 196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细心的读者觉察到当天的“北京晚报”四个字有点不一样。这便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了。 邓拓笔耕“燕山夜话” 熟悉《北京晚报》的读者都知道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它伴随着《北京晚报》而生,一直是中国文学界非常瞩目的一片“热土”。上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五色土”上的一个专栏,在中国新闻史、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燕山夜话”。 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上,悄然出现了一个名为“燕山夜话”的专栏,从此人们每天都会看到一篇署名为“马南邨”的知识性杂文。这位“马南邨”,其实就是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 邓拓说: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一个有着浓厚北京特色的杂文专栏就这样诞生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邓拓一共发表了153篇文章,几乎一天都没有中断过。正是从那时候起,《北京晚报》成为了传播北京文化的一片沃土。 在此之后,邓拓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 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了,“燕山夜话”成了“反党黑话”,“三家村”成了“反党集团”。《北京晚报》也脱不开噩运,在那一年停刊了。再一次复刊,已经是多年以后的1980年2月15日。 新星音乐会唤来流行乐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熟悉的旋律在展览现场的多媒体上再次响起。这首诞生于28年前的《军港之夜》,传唱时间甚至超过了不少正在参观展览的观众的年龄,时至今日仍经久不衰。 而这首歌首次唱响,便是在由《北京晚报》主办的新星音乐会上。1980年,《北京晚报》刚刚复刊,整个社会也正处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启蒙和解放时期。当时的主流音乐还没有从“样板戏”式的高亢激昂中解脱,邓丽君歌曲的卡式录音带已经开始传入大陆,但人们只敢在自己家里偷偷地听听这所谓的“靡靡之音”。“南朱北李”(朱逢博和李谷一)的“新式”演唱,颇受一些音乐界人士的非难。而《北京晚报》站在了支持一方。 1980年9月18日的头版头条,北京晚报刊登了《本报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消息。19日上午9时开始正式售票,不到3个小时,两场演出3万多张票就全部卖光了!以至《北京晚报》在23日、24日演出之前的报道上不得不提醒市民——票已全部售完。 “新星音乐会”唤醒了人们的流行音乐听觉。10月1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新星音乐会实况录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中国唱片社灌制的“新星音乐会”现场演出实况的唱片,畅销全国。 从此次展览展出的新星音乐会演员名单上,记者发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这些歌唱家,如今仍然具备着一定的票房号召力。但在28年前,她们还只是寂寂无名的青涩新星,是“新星音乐会”成就了她们在歌坛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新星音乐会”将一种新的演唱方式展现给了观众,可说是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先河。 带回多哈“入世槌” 激光照排前用的最后一块铅字排版、摄影记者采用的第一代数码相机、历次采访奥运会的记者证……此次展览还展出大量的实物,见证了《北京晚报》的发展历史和记者的采访足迹。在这些展品中,《北京晚报》记者从多哈带回的“入世槌”,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见证。 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首都多哈,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被前任总理朱镕基称为“头发都谈白了”的中国入世谈判终于一槌定音。郭强和侯振威是《北京晚报》的特派记者,直接记录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了已是《北京晚报》副总编辑的郭强,7年前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 宣布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天,郭强、侯振威又一次来到了曾经见证中国入世的喜来登酒店萨尔瓦大厅,想在会议结束前再找些新闻。当时工作人员正在清场,两位记者突然看到了主席台上的“入世槌”,问:“这个能让我们带回去吗?它对中国意义非同一般,见证了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工作人员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两位记者兴奋地赶紧把“入世槌”装进了包里,带回了北京。 “以后几天的会议,卡迈勒主席敲的槌比这个小了一号。”郭强笑着说。 现在,“入世槌”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我们日夜在聆听” 1996年1月1日,《北京晚报》社会新闻版出现了一个新栏目“百姓热线”。“百姓热线”一头连结着各级政府,另一头通向京城的寻常百姓家;一面反映市民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另一面报道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此作出的反应和行动。记者每天深入大街小巷采访,每天发一条消息,把群众反映强烈的上公厕难、占路市场、电线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作为主题,各区政府派人坐镇热线电话,给予答复和处理。 2003年11月7日,晚报“百姓热线”升级为和市政府便民电话中心合作的大型栏目“市情与民声——我们日夜在聆听”,记者根据市民在热线中反映的情况,深入调查研究,5年间写出上千篇反映百姓生活难题的新闻,并不断进行追踪报道,为百姓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报道规模之大,涉及政府职能部门之多,前所未有。这个栏目已成为市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又一条“绿色通道”。 露天烧烤,污染扰民;地下水下降,自备井干涸,300户居民没水喝;垃圾站旁就地批发生猪肉;地铁口黑车猖獗肆虐;长途大巴违规载客……仅在此次展览展出的几个版面中,我们看到的热线新闻就涵盖了困扰市民生活的诸多问题。 “百姓的事不嫌小,不嫌碎”是“我们日夜在聆听”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如今,《北京晚报》“市情与民声——我们日夜在聆听”专栏已经累计刊发600多期,报道市民反映的问题近900件次,其中90%以上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这个专栏成为北京广大市民最贴心的栏目。 从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到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50年的报道,让《北京晚报》为北京记录了最详尽的一份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史。50年的积累,足以让一份报纸堪称“厚重”。RJ025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方非RJ195 ▲小平批示。 ▼使用激光照排前一直是铅字排版。 ▲《我们同行—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展》昨天在首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