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辽宁那一年的转身 30年弹指一挥间

　　1978年，对共和国的长子辽宁来说，是意义非凡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满载的辽宁，将要来一次艰苦却又不得不进行的满舵转向，以便找到新的、正确的方向。

　　一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手笔，即将在辽沈大地上涂抹出五色斑斓。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沈阳 ■詹洪阁友情提供

　　30年，弹指一挥间。

　　30年前，跟随邓小平为改革披荆斩棘的、为辽宁改革付出的干部要么已经辞世，要么已是暮年。但是，在那些健在老人们的脑海中，辽宁在那一年的转身，宛如璀璨的火花，不但划亮了那段天空，也在这些亲历者的脑海中留下永久的回忆。

　　 辽宁那一年的反复

　　现年91岁的胡亦民1978年身为辽宁省委书记。

　　对于那个时候，胡亦民感觉自己被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山西打游击的时候，我是贺龙的手下。”“文革”中，却被当作邓小平路线的人而成为走资派。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辽宁的理论界，普遍认为：辽宁是“文革”期间的重灾区，“‘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在辽宁安插了很多党羽”。

　　如同乌云终究要被吹散，黎明总要到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此在全国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帷幕。

　　胡亦民说：“1978年7月25日至31日，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8月18日，辽宁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全省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8月25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阻挠和抵制讨论的暗流。

　　97岁的俞未平在当时是沈阳市委党校的校长，他对那时的情况不无担忧：“1978年8月，当时中宣部主要负责同志到了辽宁，他所到之处的几次讲话避而不谈真理标准的讨论，而是大谈‘砍旗’、‘丢刀子’、‘非毛化’等，似乎党中央不赞成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似有批评、否定毛主席之嫌。在这种错误思想干扰和影响下，地方也出现了各种阻力。”

　　一锤定音的北方讲话

　　俞未平曾经是陶铸创办的《胜利报》的记者，在这个老报人的眼中，暗流涌动的辽宁，因为邓小平的巡视以及讲话而变得豁然开朗。

　　辽宁上下曾大规模组织各级干部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然而，直到最近几年，邓小平于1978年在辽宁作的北方讲话才被理论界重视起来，公认其与南方讲话同为邓小平理论的两大高峰。

　　俞未平告诉记者：“1955年11月至1990年9月，小平同志曾经12次来辽宁视察，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来辽宁视察6次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这些对辽宁、对东北乃至对全国的各项工作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有一个小故事能够佐证当时颇为微妙的政治环境。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到鞍钢视察。当时鞍钢的党委第一书记沈越（后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怀着愧疚的心情说：“小平同志，前年批邓的时候，我也批了。想起您对鞍钢建设和发展的支持，真是太不应该……”邓小平亲切地说：“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中央的事，中央要批，你能不执行吗？”

　　对于自己的北方讲话，邓小平在事后开着玩笑说“一路上煽风点火”。

　　邓小平北方讲话的核心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垄断，恢复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

　　在北方讲话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际上，邓小平这次的北巡，讲话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在鞍钢视察的时候，强调“扩大地方权力”，对企业在生产时如何保护好环境等问题，邓小平都有涉及。鞍钢在邓小平讲话后，组织了负责技术和管理的领导成员去日本钢铁株式会社进行学习考察。

　　至此，辽宁和祖国一起开始了她的伟大变革。

　　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博士陈志说：“北方讲话之前，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省份有甘肃、福建、新疆、辽宁、黑龙江，北方讲话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军队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邓小平为什么要在辽宁作出北方讲话，这里还有一个原因。邓小平来东北视察辽、吉、黑三省，当时三省的经济实力在中国除了直辖市之外的27个省、自治区里，分列第一、第四和第二位。而辽宁则从建国后一直到1994年之前，一直是全国经济总量的第一。

　　辽宁拨乱反正

　　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总前提。由于辽宁是“文革”期间的重灾区，所以，拨乱反正是辽宁改革初期的重要工作。

　　省委组织部原部长，现年76岁的尚文在1978年的时候还是组织部一处的处长，“那时候白天开会，晚上就研究拨乱反正的事情，每天都要加班到夜里10点以后。”

　　1979年2月10日，辽宁在沈阳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对“文革”时期在沈阳搞反党活动的“四人帮”党羽给予揭露和批判。

　　在辽宁的拨乱反正工作中，张志新的平反无疑具有标本式的意义。

　　张志新，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一名女干部。张志新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予以揭露，197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张志新依然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有着清醒的认识，于1975年4月4日殉难。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对张志新冤案的复查汇报。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会上坚决主张尽快平反。此案平反，震惊全国。

　　对张志新的平反也意味着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得到了普遍认同，这对辽宁改革开放来说，无异于一场春雨之前的惊雷。

　　到1980年底拨乱反正工作基本结束，全省有2.5万余名被错划的右派得到平反。

　　辽宁思想解放并不慢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辽宁的转身，在辽宁党内高层是否存在争论？

　　胡亦民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由于辽宁高层的老干部都是‘文革’期间被打倒的，所以对于改革、拨乱反正的认识是非常统一的，这里有对小平同志的信任，也有每个人的实际体会。当然，在当时一些中层干部脑海中还是有一些怀疑的，经历了多年的各种运动，部分干部担心还会出现什么反复，不过，这种争议只是在私下里交流而没有公开讨论。”

　　76岁的辽宁大学原校长冯玉忠却有不同的意见，这名始终保持着反思精神的学者告诉记者：“事实上，改革初期并非风平浪静，在这场涉及到国家命运以及每个人命运的变革中，怎么可能会没有争论？那时候，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包括很多群众，经常会参加一些沙龙，对各种问题进行讨论。”

　　在辽宁改革开放的30年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逐渐失去了辽老大的光彩，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辽宁思想解放落后于南方”。在当时甚至还有一句顺口溜“山东靠老乡，广东靠开放，辽宁靠毛泽东思想”，其中含义不难理解。

　　胡亦民对此并不认同：“辽宁思想解放并不慢，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中国第一家国营企业租赁经营，中国第一家企业倒闭，中国第一家企业发行股票，这些都发生在辽宁，也就是说，辽宁的一些探索甚至走在全国前列。经济排位落后，是因为辽宁自身计划经济惯性太大。辽宁是中国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先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地方，当生产力要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身的时候，南方因为包袱少担子轻，转向市场自然容易，而辽宁多年来承担着国家的税收，拥有无数家国营企业，如果没有成型的可以借鉴的成功模式，是不能轻易尝试转身的。以辽宁的情况来看，要求必须转向市场不容失败。”

　　最早提出“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1992年以后在中国开始流行，但是在辽宁，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最早提出了相近概念的“商品经济”。

　　冯玉忠在80年代初，不仅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而且还公开宣称“改革需要理论，理论需要改革”。这句话也给冯玉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一年中央委员选举，我也是候选人之一，我的观点‘理论需要改革’引起了部分人的意见，‘理论需要改革？邓小平理论还需要改革吗？’实际上我所谓的理论并不是指邓小平理论。”时过境迁后，冯玉忠可以气定神闲地回忆，“坦率地说，无论是商品经济概念还是后来的理论改革，我没有受到来自省里高层的任何压力，反而是中央有些不同的意见。”

　　辽宁最初的风气开放，得益于当时主政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后来的省委组织部部长尚文，在1979年7月1日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尚文告诉记者：“由于‘文革’耽误了一批适龄干部，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不得不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处级干部直接升为厅局级，一个鞍钢的副科长可以直接成为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任仲夷有一个秘书叫雷宇，敢和任仲夷公开辩论，故而被称之为“雷大胆”，而任仲夷对雷宇的使用也是独具匠心。先是到海南任专员，后来又到广东某市任副市长。“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突破了国家政策，当时，我还和他探讨，辽宁是否可以这样做，雷宇说‘不具可比性，辽宁的负担太重，改革不容有失。’”

　　不容有失的辽宁在1978年艰难转身，那一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85.20元，1979年辽宁GDP245亿元，到了2007年，辽宁GDP是11022亿元。

　　30年转身，称不上华丽，却足够成功。辽宁终于拨开了乌云，迎来了崭新的时代。本报记者 丛治国

　　报道顾问

　　王建学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辽宁省委党校教授

　　王秀卿 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鲁颖 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