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首吃螃蟹”——大胆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　此举当时震惊全国，随后掀起了中国农村公社的“摘牌”浪潮

　　核心提示

　　1980年6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社员们早上出工经过公社门口时，还看见人民公社的牌子端正地挂着，中午回家时，却惊讶地发现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摘一换”令世界为之瞩目。中国农村一场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由此掀起，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为之作了修改，数亿中国农民的命运被改变。而向阳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从此得享“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

　　一穷二白的向阳公社

　　3月5日，在德阳市政协办公楼三楼会议室，记者终于见到了当年担任广汉县委书记、一手“策动”摘牌壮举的常光南老人。常老已82岁高龄，和蔼、健谈、精神矍铄，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这位白发老者打开他记忆的闸门，向记者讲起了那段永生难忘的经历。

　　向阳位于川西平原，境内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又有得天独厚的都江堰自流灌溉，全县80％的农田旱涝保收。而作为广汉的交通要冲和南大门，向阳南距成都30公里，北距德阳15公里，保成铁路、川山铁路、成绵高速公路横穿全境。

　　“改革开放前，这个理应是富庶之乡的好地方却没有利用好自身优势，反而长期一穷二白。”常光南说，当时民间还流传着形容向阳生活状况举步维艰的顺口溜：“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在成立人民公社的20多年时间里，向阳人均分配仅仅从68元增至74元。青黄不接时，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到外乡去借粮，不少人挣扎在温饱线上，群众怨声载道。

　　对领导说出真话让他很兴奋

　　穷则思变。作为广汉县的地方官，常光南看到老百姓生活困苦而无力改变现状，十分愧疚，时常责备自己，也在寻求脱困的途径。为了解基层情况，体察民心民意，他一有空就骑着那辆自行车到田间地头转悠。

　　“农业之所以搞不好，说到底是体制的局限。”常光南说，人民公社是政社不分、一大二公、工农兵商学五位一体的体制，老百姓形象地说它是“瞎指挥的班子、吃大锅饭的架子”。尽管包括常光南在内的很多人心里都清楚，人民公社已病入膏肓，但苦于不晓得如何“开刀”，也从来没人提出来过，它就像一根鱼刺卡在常光南的喉咙里。

　　1980年初，常光南终于盼来了吐出鱼刺的机会。四川省一位领导到广汉视察工作，在汇报工作时，常光南试探性地说：“现在，生产队算是一级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和公社革委会既不指挥生产劳动，又不参与核算分配，可以说人民公社已经是空架子了……”没等他继续说下去，那位领导表情有些严肃了：“人民公社已经搞了20多年，而且是写进宪法的，然而，‘政社合一’的弊端又越来越明显。你们哪，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了。”虽然常光南等人不敢再多说什么，但第一次说出酝酿好久的真话，也着实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

　　没有书面批复的广汉试点

　　让常光南真正看到曙光的是，省领导在离开广汉前对他们说：“你们关于公社体制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弄份详细报告，省委要认真研究一次。”随后，广汉县委一班人马不停蹄地赶写报告，不久，就将一份针对人民公社“病理、病相”的报告送到了省委办公厅。

　　省委会议室里，领导们开始研究广汉县的报告。因为这份报告“火药味”太重，请示的问题又涉及《宪法》条文，以至于到会的不少领导都噤若寒蝉，不敢轻易发言。最后，有关领导打破了沉默，将报告中“火药味”最浓的内容再念一遍后，鼓励在座的领导发言。于是，大家各抒己见，总的倾向是支持广汉的改革。但也有一些领导提出反对意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公社写进了宪法，谁敢乱动人民公社的牌子？”经过几番争论，常委会形成一个折中意见，不做文字批复，只由省委办公厅电话告知广汉县委：广汉提出的现代化试点和改革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省委决定在广汉试点，可以给一些特殊政策。

　　一场秘密的摘牌行动

　　1980年4月15日上午，向阳饭店二楼，关于摘除人民公社牌子的会议在这里秘密进行。会议室大门紧闭，室内讲话者的声音很小，与会人员个个表情严肃，认真倾听和掂量着领导的讲话。会议主持者——县委书记常光南很平静，他先传达了上级领导对改革的意见：“上级领导说，改革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随后，他提出在适当的时候换掉人民公社的牌子，成立向阳乡人民政府。同时，会议还订了“三不”纪律：“不准宣传，不准广播，不准登报。”会后，大家分工行事，开始悄悄进行摘牌前的筹备工作。

　　谁敢摘人民公社的牌子谁就违了法，向阳人竟敢“断桥”（当时有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莫非他们吃了豹子胆？其实，所有人都清楚自己在干一件充满风险又足以让世界震惊的大事。

　　“我当时已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走错了的话，就回老家种田。”常光南说，在准备期间，不论家人还是朋友都劝他不要搞下去了。常老清楚地记得，一位一起入川的南下干部曾对他说：“老常，当年的‘三面红旗’只剩人民公社这一面了，你难道也要把它拔掉吗？”尽管如此，常光南和所有支持改革的人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加快了改革步伐。

　　1980年6月18日，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川西平原，清白江畔杨柳依依，出工的人们三三两两走向田间地头。没有剪彩，没有燃放鞭炮，没有任何庆祝形式，也没有太多围观群众，敢为人先的向阳人完成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大事——悄悄地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换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当阳光洒在还没晾干、充满墨汁香味的大字上时，当换牌那一瞬间永远定格在清白江畔时，向阳人心里更多的是担心，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次换牌会成为整个国家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村体制改革的源头。

　　新牌被记者发现写进内参

　　肖开文的毛笔字写得好，时任文化站站长，新牌子就是他亲手书写的。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心情他仍记忆犹新：“我当时算是中立派，对于改革不赞成也不反对。那天上午，乡长钟太银突然告诉我，今天就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来不及制作吊牌，要我手写。我当时一再推辞，害怕因为写字而惹祸上身。但他坚持要我写，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写了。字写好了，墨汁还没干就匆匆挂上去了。”

　　肖开文说，换牌之后，他的心里一直都不踏实，总担心会遭遇不测，“在换牌后半年多时间里，陌生人我都不敢见”。

　　换牌后静待上级反应的日子对向阳人来说是痛苦的。“提心吊胆，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啊！”钟太银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1980年8月中旬，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搭车途经向阳时，无意中发现有幢办公楼的门口挂着“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吊牌，敏锐的新闻嗅觉让他双眼发亮，心中激动难捺，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连拍了几张。回到成都，他连夜写了一条新闻，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社内参》上。很快，内参传到省委、中央领导那里，也传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手中。不久，广汉县委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询问向阳换牌的事，办公室主任郑学成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完了，这麻烦惹大了。”挂了电话就急匆匆向常光南汇报。常光南很冷静，“大不了我们把以前的牌子再换上去”，并要求大家不要慌张，静观其变，但他本人早已做好了接受任何处分的心理准备。

　　“向阳之花”遍地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打过电话不久，几名日本记者来广汉采访，没过多久，《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文中不仅介绍了广汉县向阳乡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人民政府的情况，还评论说，“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乡政府，标志着农村行政体制业已发生动摇”。

　　“我们当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许多人都有些稳不住了，天天如坐针毡。”常光南说，妻子也担心地对他说：“你这老头子自讨苦吃！公社就公社呗，20多年了换啥牌子嘛！你要犯了错误，孩子们咋办啊？”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的工作组来到了广汉。在短短三天时间里，经过座谈、访问，工作组就从政治的、法制的高度总结出设立“乡人民政府”的三大好处。上级的肯定终于拨开了罩在广汉人头上的乌云，大家悬着心终于落地了。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向阳的改革经验。

　　半年过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下达“改社建乡、政社分开”的通知；1981年，广汉县各乡镇先后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了乡人民政府；1982年12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修改后的《宪法》正式结束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

　　从此，“向阳之花”从四川盆地开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遍祖国大地。

　　下周一请继续关注“改革开放30年：那些人那些事”之六，我们将向您讲述北京中关村三代创业者的奋斗故事。

　　记者手记

　　向阳花木早逢春

　　阳春三月，鸟语花香，我们在向阳搜寻着当年换牌事件留至今天的点点滴滴。

　　住在幸福路上的张大姐说，“撤社建乡”前，镇上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街道，只有土木结构的破败青瓦房子，在摘下人民公社牌子后的短短3年里，镇上多出了4条宽敞的街道，居民们全部住上了小洋楼，“如今更是宛如一个小城市了”。

　　“摘牌”的改革思想留在了向阳人的脑子里，他们有着过人的创新胆略，努力改变着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乡镇的面貌。如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杨柳青青江水平，向阳花木早逢春，一朝做得此地客，潇潇洒洒不羡仙。”

　　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

　　换牌那一瞬间永远定格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出工情景

　　向阳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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