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谁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8日07:44 正义网-检察日报

  身份认识也许在今天不是个问题,但是它曾是每个中国人首先面临的大问题,我是谁?我从什么家庭出生?我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从一个特殊的年代走来,这个年代的最大特征,曾是所有登记表上的一个小栏目“家庭出身”。现在所有的登记表上这四个字见不到了,而那时,在户口本、学生登记表、干部登记表,以及所有需要填写的与人有关的登记册上,都有这四个字。

  它说明,你是从那个“阶级的一个家庭”中出生的,也就是说“你的父母”是谁?也许“家庭出身”今天也能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影响,穷人家的孩子与富裕人家的孩子,同样是上学读书,但起跑线不一样!但这种出身不同所体现的不同,是条件的不同,而不是机会的不同。大概这种不平等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存续下去。

  而我们这一代曾经填写的“家庭出身”,是从一出生就打下的阶级烙印。我记得,天天讲人与人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家庭出身”这四个字就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不是因为你的过错,而是因为你“生”得不是地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简称“黑五类”,父母或父母的父母属于这个范围的人,大概就运交华盖难翻身了。它不是起跑线不一样,而是各有各的跑道。考大学先“政治审查”,许多大学和许多专业就不准“黑五类”的子女报考。如果父母中有被关押、管制劳教和判死刑者,简称“关管杀”,那么一般说来,无论是考试成绩如何优秀,早就在档案里写上了“不宜录取”亮了红牌!

  新中国刚成立,激烈的内战刚结束,不讲阶级不可能巩固政权。首先要分清敌我,分清对垒的两个阵营,因此,弄明白你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战争结束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了,资本家的工厂公私合营变成集体的了,“家庭出身”这四个字反而越搞越邪了,直到搞出个文化大革命,搞出个“红五类”的红卫兵大搞“红色恐怖”打砸抢。而官方的书面语言却说“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把出身在这些家庭的孩子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现在听到这句话更感到荒唐,它的潜台词是“你一生下来就是有污点者,当然也许你可以洗干净”!

  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也是中国人再一次的解放,无论是对“黑五类”还是“红五类”,中国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上重新得到了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尽管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平等还需要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但“家庭出身”这四个字在登记表上的消失,抹去了上千万人心上的阴影。

  我深感这个阴影的存在,不是因为我是“红五类”或是“黑五类”,而是我处在一个十分奇特的境地。父母早年投身革命,使我的“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的是“革命干部”,但是母亲在进城不久,就因对土改中“左”的做法提出了意见,被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共产党,从宣传部长的位置一次次运动换到了处长、科长和中学教师的位置。如果运动来了,或是我的校长老师对我不感兴趣,就按家庭有问题对待我。如果没搞运动或者环境好一些,我就是干部子弟或老红军的儿子。我记得一个细节,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毛泽东重新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下放到大凉山当一名师范学校普通教员的母亲,星期天步行二十里到县城里,领购困难时期给“红军时期老干部”的营养补助:一斤猪肉,两斤黄豆,一条香烟。回到学校后,晚上又熬夜给“工作组”写检查材料,因为她被工作组定为了“三类”人员。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争取对象,四类是打击清理对象。这种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的日子,终于在文化革命爆发后结束了。父亲也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虽然“家庭出身”一栏依然填着“革命干部”,但红卫兵和工宣队明确我的身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就像从一条摇晃的船下了岸,站稳了,面前是一座荒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真正对中国文字感到兴趣,也就是从认真体味这八个字开始!骂人不带脏字,这是最好的一句例子!红卫兵们(昨天还是我的同学和我的朋友们)对我用那时流行的语言向我解读了这八个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其实,想明白了,也就踏实了,比无着无落地晃着好!听说犯人最不踏实的、心里发慌的是在宣判前,宣判了送到牢里了,也就睡得着觉了,因为大牢里关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多了去!我信,我被人叫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后,很快如同解放了,一是这类“子女”一大群,不只我一个,人家能活我能活。二是什么时候算是教育好了,不由自己说了算,着急没用,干脆想干啥就干啥!我第一个决定就是:拉上几个“可教育好的”走出去给他们瞧瞧!那年十月,我与同班的三个同学,在学校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们也要见毛主席》,带着背包开始了我们的步行长征。大凉山里的西昌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于是我们以“长征宣传队”的名义,戴着红袖章(自己做的),扛着红旗(从学校宣传队拿出来,请人扎上“长征宣传队”几个黄布大字),走上向北京的路。

  其后四个半月,我们走完了六千七百里路,在第二年春节前,走到了北京城,住进挂着“革命师生接待站”的牛街糖坊胡同废品收购站。这个废品站的牌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这几乎是个命定的黑色幽默:废品收购站其实也可以叫做“可以改造好的物品召回站”!

叶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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