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空中“处女行”

　　每每乘坐飞机看着机翼旁飘浮的云海，舷窗下蜿蜒的山脉、河流，脑海里还会不时浮现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情景，大概是因为第一次的缘故，对初次乘坐飞机的情景记忆尤其深刻。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要说距今也并不遥远，可那时坐飞机可是一件大事，没有单位的证明是不能坐飞机的，而且必须是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在未乘飞机之前就听说飞机上的“空姐”个个乃仙女下凡，机上免费供应糖果，人们常说，当空姐走过你的身边，为你分发糖果之时，你的心都会怦怦地跳个不停。还特别告知如果坐飞机，空姐送糖果时，尽管可以任意取多少，但要记住只能拿一颗，且不能看着空姐，要显得很“绅士”。

　　那时的机型大概是苏联的安14，安24最多，最好的就是“三叉戟”喷气机，当年林彪出逃时乘坐的就是“三叉戟”飞机。八十年代有了“麦道”飞机。当时，坐飞机就像外地人去首都北京一样，对许多中国人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梦想。要说去国外看看，那根本是不敢想的事。参加工作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但仍没有机会乘坐飞机，那时只有正处级以上（含正处级）的行政干部或机要人员才有资格坐飞机。

　　上大学的第二年终于有机会坐飞机了，原想应该是一次豪华的、惬意的空中旅行，虽然空中距离不到200公里——从四川的南充到重庆。别看这点距离，在当时就算是长途了，从重庆到南充坐长途汽车需要近8个小时，现在不过两个多小时。那时，很少有人会选择坐飞机从南充到重庆，许多人在观念上根本没有想到过坐飞机。我之所以选择飞机一是为了好奇，二是基于效益的考虑：汽车票价8元，8个小时，飞机15元（仅比现在打的的起步价稍贵一点，且没有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等，从机场到市区还不要钱），45分钟，一倍的价格，八分之一的时间，合算！

　　从市中心坐汽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机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城市从市中心十分钟能到机场的），这个机场完全没有我所想象的样子，简直就像一个没有人的汽车站，冷冷清清，既没有人办理登机手续，更没有安检程序（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人愿意通过这种方式自杀），飞机跑道就像一条稍宽一点的马路，两边长满了杂草。远处停着一架安2型飞机，一种苏式双层翅膀的螺旋桨飞机，如同电影中所见到的“一战”时期的战斗机。乘客只有四个人，上飞机后大家分坐两边，颇有些随时准备跳伞的感觉。这样的飞机当然也就没有仙女般的空中小姐。飞机上还载着两桶活鱼，一筐青菜。由于机舱门门锁已坏，飞行员就临时用铁线把门拉住。只听见机头响起了“啪”、“啪”的声音，估计是飞机的螺旋桨转起来了。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和田野里拖拉机发出的声音没有两样。一阵挣扎、颠簸，飞机歪歪斜斜地飞向了天空，对飞行员而言这已经十分平稳了。起飞前也听不到现在空姐温柔甜美的声音：“舱门已关闭，请系好安全带，关闭手提电话及其他电子设备。”“操作分离器逾位”（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以后在听了无数遍之后，终于忍不住向空姐询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回答是：飞机在乘客登机关闭舱门后，紧急着陆疏散时所用的滑梯装置应当处于准备状态，以便可以随时打开。降落后打开舱门前要关闭该装置）。

　　这种安2型飞机不可能像喷气客机那样在7000至10000公尺的平流层中飞行，飞行高度我看也不过2000公尺左右，尽管那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但由于不是在平稳的平流层中飞行，因此特别容易受到低空气流的影响，颠簸得特别厉害，忽上忽下，没多久其中两个人就大声呕吐起来。我的心里也感觉到特别难受，一阵阵恶心想吐，但还是强忍着，这哪是空中之旅，完全是耶稣受难一般。这时飞行员递给我一包糖，说：“你们自己拿吧。”他大概算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空中男性服务员了（现在“空哥”已经很多了）。我问飞行员：“这样的飞机飞起来很危险吧？”飞行员很肯定地回答道：“不”，“这样的飞机最安全，一旦出了故障，只要把油放光，随便找一块庄稼地就可以降落了，当然，今天不用找，我们还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安全绝对没有问题，就是坐起来稍微‘浪漫’一些”。

　　颠簸了40分钟，飞机终于降落在重庆北碚机场，飞行员打开舱门，说了再见，提上两桶活鱼便直奔候机楼。再看两位晕机的乘客，简直就是从地狱回来的，满脸铁青。回首望着身后蚱蜢般的小飞机，真觉得好笑，这就是我的空中处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