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红包”的亲疏缓急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日前表示，自己有意参考澳门特区政府的做法，在财政可以负担的前提下给市民发放一点“临时生活补贴”。

　　第一篇新闻报道就给“临时生活补贴”改名为“红包”，其后国内外议论横生。通观诸家意见，热情赞扬不吝笔墨者居多，少数人提请政府审慎但态度犹豫。看来持续上涨的物价，早已让社会对“红包”思之若渴。

　　“红包”令人振奋，不外两方面原因：一、“红包”是不劳而获的，就像走在马路上捡到钱一样；二、“红包”有点见者有份的意思，只要自己有份，没有不赞成的。因此，人们的思绪从香港、澳门绕到上海，再和东莞一联系，刻意要把“临时生活补贴”解释成了让人眼前一亮的“红包”。

　　笔者认为，人人领“红包”愿望虽好，想法却有些天真。

　　儿时盼过年，原因之一就是有红包可拿。父母每人给50元，是其中的大头；叔伯舅姨则是10元至20元不等；到了远亲或朋友的级别，就只能给5元了；如果是不认识的人，一分也不会给。地区差别可能会导致数额上有所不同，但是按照亲疏关系依次递减的规律想必是到哪里都不会变的。

　　按此推理，占据东莞人口多数，而且许多是一无暂住证二无合同、状如隐形的“新莞人”能不能一样从政府“拿红包”，笔者认为不需要过多讨论。

　　如果“见者有份”，“新莞人”的数量必定会在派“红包”之前大幅增加。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财政耗费大笔资金，而贫者未见真正实惠，富者又觉可有可无，谁也不会满意。

　　有人说，政府直接给所有市民派发“红包”的做法比减税更优越，是因为这样“很公平”，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逻辑存在两大硬伤，一是平均不但不是公平，还是公平的敌人；二是把财政的取用之道歪曲了，政府变成了一个从事简单工作的出纳。

　　子曰“君子周急而不继富”，对政府而论，周急是办实事，继富是乱花钱。刘志庚所说的“临时生活补贴”，“周急”的含义非常明显，是有的放矢的。东莞财政不见得真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宽裕，就在4月底，人大代表还在反映低保户几百元的补贴折腾数年尚未到手。所以面对物价上涨当务之急只有八个字：整合资金，帮助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