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张春

　　犹如一只断翅的蝴蝶，越南经济从前几年的翩翩起舞，一下堕入地面。近期越南的经济动荡引起了国际和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大多是从经济视角出发，担心越南经济动荡可能对国内、国际经济造成冲击，尤其是可能导致一次新的东亚金融危机。应当承认，从经济角度关注这一事态发展更为实用，但作为一名第一外语是越南语的国际关系学者，我认为仍需超越经济层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可能的影响。越南目前的危机或许具有两方面的政治涵义，都间接地证明了中国目前所推行的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改革的经验从哪里来？

　　首先，越南当前的动荡与其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无关；恰好相反，正因为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越南才陷入今天的僵局。

　　众所周知，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事实上是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而来的。在我开始学习越南语时，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也刚开始不久，当时我们都直接将“革新开放”译成“改革开放”。因为越南语中有70%的词汇与汉语是可以对应的，而这些词有的同时还有更纯的越南语说法，而“改革”和“革新”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对词，“改革”是汉语词，“革新”是越南语词。因此，仅从用词上便可看出这种学习的确存在，更不要说越南与中国的各种政策极其相似。

　　就学习而言，越南是成功的。越南国土面积少，人口相对中国也很少，实施改革前的经济基础相当差。这使越南的革新开放进展非常快，效果也非常明显。例如，自1986年全面实施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增长迅速，1990-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6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约573亿美元，GDP增长率为8.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722美元。到去年，越南已经被看成是仅次于“金砖四国”的第五个新兴经济体。

　　问题就出在这里。众所周知，中国由于国土面积大，各地区情况千差万别，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都是先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而且推广过程中还会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而越南由于国家小而直接借用中国的某些经验，无须试点，调整也较小。这样，越南在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势必快于中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可能在中国需要5年才能落实的一项政策在越南只需要1-2年，当越南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走完了中国3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走完的路之后，越南就面临着选择：要么等待新的经验，要么自己创造新的模式。

　　选择是不言而喻的，越南必须自己创造新模式，因为改革进程不可能就此停下，原地不动。于是，我们看到了越南一系列先于中国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方面的，也包括政治方面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老有人说，“越南近几年的改革取得伟大成果，它的政治改革趋向国家民主化，越共内部更是推广党内竞选”，等等。甚至有人认为，越南的快速发展源于其大胆的政治改革，并认为越南的改革意味着学生走在了老师的前面，值得中国效仿。

　　但在创造自己的革新模式的过程中，越南也因前述的优势而埋下了隐患：改革措施往往没有经过试点就全国推广，也就是说没有摸到石头就仓促过河，难免出险情.这使得问题的爆发必然是全国性的。目前越南的经济动荡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认为，越南目前的经济动荡说明，不是因为学习中国经验出现偏差，恰好相反，是因为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学习，越南才出现了今天的被动局面。

　　新兴市场的困境

　　其次，越南经济动荡的政治涵义超越了中越关系，涉及目前国际社会讨论得较多的新兴市场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高盛公司提出所谓“金砖四国”概念之后，又出现了所谓“银钻十一国”等等概念，国际社会对于大量新兴市场的崛起讨论相当热烈。越南也被视作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市场，甚至被认为可能取代中国在国际制造业等方面的地位。但现在越南经济出现问题了，此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经济形势也开始不稳，中国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有人开始质疑，危机是否会扩散，甚至导致整个新兴市场可能遭致十年前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相似的命运，或者说可能夭折？

　　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新兴市场的崛起可以理解为人类寻求共同发展和公平正义的一次新近努力。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类似的努力便有好几次：20世纪50、60年代是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运动，20世纪70年代是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80、90年代则是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等等。

　　但前三次努力都存在重大遗憾：反帝反殖运动取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但并未实现经济的独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追求到目前仍未取得非常明显的成果；而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则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的冲击下而长时间陷入低迷。

　　目前新兴市场的崛起也面临着诸多潜在风险，越南的经济动荡更凸显了这些风险。最根本的风险在于，新兴市场的崛起是集体性的，正如诸多报告都在强调“金砖四国”或“银钻十一国”这样的概念一样，这并非单个国家的崛起，尽管仍有人重点强调中国和印度。这一集体性崛起意味着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期望过上以前只有少数人才能过的富裕生活。以往美欧等发达世界的总人口不过几亿，现在仅中国和印度就有20多亿人口，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那就更多。如果新兴市场真的实现了崛起，那么这离人类真正的平等和共同发展的目标就不远了。但这很可能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美欧日等都担心，新兴市场的崛起可能会使其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可能导致全球性能源、环境危机加深，因此可能会根本性地予以反对，其目前的诸多政策事实上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另一个较为明显的风险在于，新兴市场的崛起与全球结构性通货膨胀在时间上有着某种重合。与新兴市场的崛起大致时间一致的是，各种新兴市场崛起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也在上升，这恰好可为反对新兴市场崛起的发达世界提供指责的借口：正是新兴市场的崛起导致了这种通货膨胀，并导致全球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很快予以较好解决，那么这一指责只会继续强化，新兴市场崛起的合法性就可能遭到质疑。

　　走出西方模式

　　当然，还有一个较为隐性却可能是致命的风险在于，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谋求政治经济独立的手段和工具，事实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先前用于扩张时的理论和经验。从上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时所引进的西方主权概念，到后来重点强调的经济领域的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都是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而目前新兴市场崛起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它要求新兴经济体要以出口为导向，不必建立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如重工业部门)。由此而来的经济结构不完善极易导致危机，而这正是今天越南经济动荡的原因之一。

　　尽管就目前而言仍无法判断越南当前的经济动荡是否会导致再一次的东亚金融危机，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不仅需要克服来自西方的阻碍、解决全球结构性通货膨胀，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以非西方的思维和方法来实现创新型崛起。因此，从另一个意义上，越南经济动荡再一次提示我们，中国的30年改革开放历程充分证明以经济发展为首，政治改革渐进的模式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是社会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或许不只能为越南提供借鉴和学习的榜样，而且还能为新兴市场的集体崛起、为全人类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一种不只是思维方式的参照。

　　因此，无论是从中越关系的层面，还是更大的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层面，越南经济动荡都提示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可能是特殊的，但发展中国家改革的逻辑却是相通的，那就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充分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并立足创新，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和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作者系国际问题研究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