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案是个社会病理学问题

　　民意该给重大案件调查一点空间

　　■今日视点

　　民意有时能推动事情的解决，帮助真相的获得，但如果民意本身过于焦虑，却也会适得其反。

　　这两天发生在上海和杭州的两起恶性凶案，焦虑的民意已经给警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警方仓促给出的初步调查结论出现了诸多硬伤。

　　在上海恶性袭警案中，警方在案发当天就初步给出了“凶手因偷车被处理进而报复警方”的调查结论，但在随后的几次通报中，“报复行凶”的初步结论已经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谨慎的“行凶动机不明”。（7月2日《新京报》）

　　而在浙江体彩中心办公室主任遇害案中，警方给出的初步结论是“此案与彩票无关”，凶手是寻网友未获因争执行凶杀人。

　　（7月2日《中国新闻网》）

　　但这个初步结论也没有足够说服力，网上的质疑声比比皆是。7月2日的《都市快报》更是报道，凶手刘某每个月都要花五六百元买6+1体育彩票，这更加剧了人们对“此案与彩票无关”结论的怀疑。

　　两起案件中，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之所以与民意猜测产生巨大落差，固然是因警方未能谨慎发布调查结论，但焦虑失措的民意对案件调查的贴身紧逼，也是警方动作变形的重要原因。两起案件影响都很大，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信息公开的人们，迫切想知道案件成因，这可以理解。但信息公开的真义是整个调查过程和结果公开，有了过程的公开，真相浮出水面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从很多网民的留言来看，他们对过程公开并不是很在意，反而对结果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渴望——上午血案刚发生，很多人恨不得下午就能等来符合自己猜测的调查结果。两起案件令人错愕的初步调查结论，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警方迎合民意的结果。

　　但我们知道，案件调查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如果调查为了应付焦虑民意而强行提速，就很容易出现类似于上海警方调查结论前后矛盾之类的现象。这样的结果，无法满足民意期待，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怀疑。

　　“从重从快”，本质上是背离程序正义的，也有违案件调查的客观规律。对于警方来说，如何在汹涌的民意下处变不惊，按既定节奏展开调查，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而对于已经逐渐习惯于信息公开，并且有着较充分表达权的民众来说，如何在重大案件面前克制自己的情绪，给警方的细致调查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报评论员 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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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佳近乎疯狂的残忍行为，已不能简单地用“行凶”两字来解释，事实上，他是在反人类。当一个人的性格缺陷已然形成，生活环境就只是一种催化剂——在很多时候，一些性格孤僻者将生命中的阴影无限放大，乃至仇视一切，继而仇视束缚他肆意宣泄的法律和道德。这其实是一个病理学问题，而最终的病理则使人沮丧——恶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就没办法了吗？非也。在我国，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很多类似杨佳这样的心理疾病患者，亲人难以成为其倾诉对象，众多社会机构也不是他们排遣的渠道。这种缺漏，放大了极端心理病变的风险。（高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