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石”不稳制约前沿发展

　　本报记者许琦敏

　　汶川大地震后，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昆虫研究中心的医学害虫专家们立刻忙碌了起来：虫媒防治是大灾之后防大疫的关键之一，应迅速派遣昆虫分类专家前往灾区辨别害虫种类。可令人傻眼的是，除了耄耋之年的“老人马”外，居然找不到可派往灾区的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

　　眼看昆虫分类人才出现断层，毕生从事昆虫分类研究的中科院院士尹文英十分担忧：看似冷门的基础学科一旦人才断层，无法传承，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上层学科的健康发展。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断层正在许多基础学科出现。

　　学科萎缩导致人才断层

　　昆虫分类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相当红火，尤其与传染疾病有关的医学昆虫研究更是万人瞩目。如今均已超过80岁的蚊子专家刘维德和苍蝇专家范滋德都是当时投身于医学害虫的研究中。尹文英就是因为花费毕生精力研究我国原尾虫，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而取得世界瞩目的学术成就，当选中科院院士。

　　“现在对这些医学昆虫的种类、习性、分布以及防治，基本已经研究清楚，很多人觉得太冷门，或者很难争取到课题经费，投身到这些学科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刘维德说，自己曾前后带过十几个研究生，利用在基础领域所受的训练，他们在卫生防疫，甚至药物毒理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没一个留下来守住我的这摊事业。”刘维德颇为伤感。去年有个关于传染病的学术杂志，希望找一位蚊虫方面的常务编委，又找到了刘维德——因为找不到更年轻的、真正精通从分类到防治的蚊子专家了。

　　“基石”薄弱无力支持热门学科

　　既然很多物种分类都已经基本搞清，还成了体系、出了书，是否不需要有人传承这些学科了呢？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郭跃伟研究员很斩钉截铁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不！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人。”

　　从事海洋生物化学研究的郭跃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各种海底生物中寻找新药候选化合物。但他却苦于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研究海洋生物种类的专家，协助他收集样品、鉴定物种。“我只好从意大利请来专家帮忙。”郭跃伟说，专家不仅从海底捞取样本，还要在海底为生物拍照，并将自己看到的生态信息告诉郭，“比如这个软体动物和哪些动物生活在一起，或者正在吃什么动植物，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信息。”一次，郭跃伟有两个海绵样本需要鉴定，好不容易找到国内搞海洋生物分类的专家，却已80高龄，标本送去两个月不见回音，他只好将样本改寄日本，结果不到两周就收到了结果。“这些最基本的科研信息缺失，的确让我很苦恼。”

　　这样的“基石”我们还太薄弱，甚至无力支持相对热门学科的进展。古鸟类专家、中科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告诉记者，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现生鸟类标本5万多件，大大超出我国任何一个博物馆的同类收藏。“研究古鸟类，必须与现生鸟类作对比，还需要做统计分析。样本数量太少，就很难做出高水平的工作。”近年来，周忠和在英国《自然》等国际顶级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他坦言，由于国内这方面积累太过薄弱，很多学者不得不借助国外的馆藏来进行研究。“我们一直说要与国际竞争，这种基础性的积累至关重要，是我国科学界永久的财富！”

　　“冷板凳”需多方维持

　　“板凳要坐十年冷”是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可这句话在一些“冷门”分类学科的研究人员听来，有很多难处。撇开社会浮躁等因素，经费维持便是一道难跨的门槛。这些学科不需要很多经费，也不需要很多人，一年十五至二十万经费，2-3个人，就能维持下来。他们觉得，现在科研经费往往需要竞争获得，以至于很多项目不得不往热门的分子生物学、基因克隆和功能研究等方向上靠，而这样纯基础，又沾不上“热门”边的，经费往往难以保证长期供给，“现在科研人员的工资大部分要在课题经费中开支，这些冷门学科一旦断了经费，连人都留不住。”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一定倾向性经费支持，但仍然是杯水车薪。周忠和认为，做古生物学研究离不开现代生物学基础的形态解剖方面的工作，但现在国内也很少有人做这些被认为“古老、过时”的工作，然而事实上，国际上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很活跃。我们本来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如果再不加以重视，将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让科研人员能坐稳这样的“冷板凳”，还需使经费支持多元化。去过世界上不少大型自然博物馆的周忠和告诉记者，国外博物馆的研究员都有固定工资和一定出差经费，至少保证衣食无忧，如果能做出好的工作，或承接到一些课题，就可以获得额外的经费支持。此外，这些研究员还花费相当的精力从事社会教育、科普等公益事业，既维系学科传承，又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还能为博物馆赢得更多的社会、经济效益。“由私人提供部分研究经费支持，在中国目前尚不成熟，但国外博物馆的运作模式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