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商场走穴 “出场费”最高超万元

　　“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今天出席会议的领导……”日前，在一家外地企业来京举办的新产品发布会上，主办方按议程首先介绍来宾，以此拉开了发布会的序幕。

　　据介绍，在讲台前排中央依次落座的是三位政府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某部委的一位副司长。这些官员表情严肃，正襟危坐，只有在被介绍到本人时，才站起来向台下微微欠身，脸上挤出一丝矜持的笑容。

　　“政府官员出席企业的商业活动，其实里面大多有利益关系。”在这家企业公关部工作多年的王小姐私下对记者说，“官员出席企业的新产品发布会、庆典、展示会、洽谈会、剪彩、揭幕、首发式等商业活动，一般都有出场费可拿，这是‘潜规则’，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

　　给出场费是“惯例”

　　在现实中，歌星、影星、球星有收出场费之说，且名气越大，出场费也越高。而多种迹象显示，这个收出场费的人群中，又多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政府官员。

　　据报道，2004年3月31日，陕西山阳县委、县政府几位主要官员在一水电站开工仪式上进行剪彩时，彩绸下惊现数份红包。工程投资方负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这些红包分送给剪彩官员，有的官员直接把钱装进腰包，有的半推半就，台下群众嘘声一片。这位负责人说，这是我们企业的“惯例”。

　　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有报道披露，郑筱萸很喜欢参加全国各地的制药企业邀请其出席的剪彩、揭牌等活动，而且每次都接受高额的出场费。山西省的一家企业曾邀请其参加开业剪彩，事后给他的出场费高达20万元。

　　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中有多少官员“出场”呢？据业内人士介绍，一般企业搞商业活动，请来造势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明星大腕，另一类就是政府官员。在两者选其一的时候，企业更乐意请政府官员。有门路的企业请在职官员，缺少门路的企业，就请退休官员。很多企业也把能请到官员当作一种荣耀，如果没有官员捧场，企业会担心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不够“正规”，也怕被同行业认为没有背景而被轻视。

　　“只要官员答应出席，出场费就被作为一种成本费列支，打在活动经费里面。根据官员不同的部门和级别，给的出场费差别也很大。”在北京某企业从事多年企宣工作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当然，也确实有一分钱不要的官员，但这样的比例相对较小。”

　　“出场费一般私下给官员，也有少数是活动结束后，让官员的秘书或司机以红包的名义转交。而且，秘书和司机的那份也是必不可少，但有的不是钞票，而是其他纪念品或购物券、有价证券等。”对于一些详细的关键环节，这位负责人婉言谢绝作进一步的透露，只就出场费给记者提供了一个大概数字，“一般来说是500元、1000元或2000元不等，级别越高，出场费也越高，最高的甚至达到万元以上。”

　　身份隐喻下的“官商互取”

　　“有偿出场”的官员也心知肚明，所以在出席商业活动时能不表态就尽量不表态，实在推辞不了，在讲话前，也往往要做个简单说明，声称自己出席活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部门。为了表示“非正式”，这些官员出席活动时，基本是着便装，极少西装革履，这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无论官员是以党政领导，还是同学、朋友等身份出席，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是，官员的特定身份，在老百姓眼里，就是代表某级党政机关或部门，就不是个人行为，更不是个人形象。

　　“官员参加企业的商业活动，是一种隐蔽的双向选择，说得直接点就是相互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接受采访时认为，“相比之下，在我国，政府的信用还算比较高的，一旦政府官员参加了某些商业活动，就会增加该活动或企业的公信力。企业也清楚，邀请官员参加活动，无非是想借官员的特殊身份，来抬高企业信誉度和产品的知名度，而某些政府官员也在其中获得利益交换。”

　　记者听到不少反映，在企业和官员心照不宣的双向利用中，一些企业为抬高自身“身价”而热衷于和官员攀上或隐或显的关系；一些官员则出于隐性的利益冲动，对某些企业的商业活动也趋之若鹜。

　　在云南省某县任副县长的一位朋友曾经向记者表示：“出席这样的活动，企业给个红包或一定出场费作为‘辛苦费’，当属人之常情。再说数目也不大，也算不了什么收受贿赂。”据了解，在官场中持有他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出场费的利益驱动，是官员心甘情愿为企业的商业活动做‘形象大使’的原因之一。当然媒体的炒作，也对官员喜欢出席商业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北京某企业一位了解内情的工作人员直言道。

　　利益驱动“公权私化”

　　在人们印象中，企业的商业活动，只要官员出席，就会给老百姓一种强烈的“暗示”——该企业的行为代表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为此，政府官员有意或无意间就会给一些不良企业充当“托儿”的角色。

　　“促进经济发展，政府需要做的工作是制订游戏规则、建设法治环境，保证一切经济活动都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而绝非是要官员为企业做‘形象大使’。”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官员不应为任何企业提供隐性的信誉担保，因为任何经营行为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企业请官员参加其各种商业活动，也都可能隐含对其政府信誉的盗用，因此，官员参加此类活动，也就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另外，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而官商不分是造成不平等竞争的最重要原因。”

　　“政府官员行使国家公共权力，也就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法律上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政府官员自然在职责上负有更多的法律义务，对于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社会关系、生活行为、个人爱好等不能视之为个人行为。我国《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也专门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此类行为作出了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贪污罪定罪处罚。可见政府官员的行为达到了法定情节，就不仅仅是违纪，很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从严治吏促市场公平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出台过相关的规定，限制官员出席商业活动收受“出场费”。2004年7月30日，河南省委通过一项决定，河南各地、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举行的剪彩、奠基、颁奖等庆典活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将不再参加。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党政部门第一个限制官员“走穴”的“红头文件”。随后，江苏、云南、四川、海口等多个省市也出台类似规定。

　　但有受访者指出这些“红头文件”极少使用“禁止”的字眼，只是说“不提倡”或“不得”。因而在不少地方，官员出席企业的商业活动收受出场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限制，但似乎还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习惯。

　　“市场经济应该让政府超然于具体的经济行为之外，官员自觉约束自身言行，将为政府职能归位起到先导作用。”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广宇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治本角度讲，要把禁止官员出席商业活动纳入法律轨道，加强对官员的监管，只有让官员收受出场费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甚至让他们承担被摘‘乌纱帽’的代价，才可能彻底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松摘自7月2日《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