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广东今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首因在于其始终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省的决策者们时时展示出颇具新意的施政理念和思想价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在一次培训班上，勉励领导干部要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充分尊重并畅通民意，决不能堵塞民意形成“言塞湖”。

　　汪洋同志这个说法极有创意。在汶川大地震中，因山体滑坡形成了数十个堰塞湖，唐家山堰塞湖尤为惊心动魄。这些堰塞湖如同悬在灾区头顶的潜在灾难，正因如此，温家宝总理才数度冒险组织抢险。堰塞湖的危险已经排除，其经验何在哉?实践证明，开渠泄流而不是高筑坚垒，才是排除险情，解灾民于倒悬的关键。汪洋同志关于“言塞湖”的说法，借用“堰塞湖”的谐音，极其贴切，一字之差，即将其从自然领域引申到社会领域。

　　《古文观止》有一名篇———《召公谏厉王止谤》，其中的思想至今仍有极强的针对性。召公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这是警示性的劝谕，不知那时有无唐家山这类堰塞湖，但其喻意已呼之欲出。“民之有口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这是引导性的劝谕，那时没有发展GDP的冲动，但道理已在其中。于是，召公得出结论:“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些话几乎可以视为治理堰塞湖及“言塞湖”思想之嚆矢。但周厉王根本不听召公的意见，“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以致于“国人莫敢出言”。然而，厉王构筑“言塞湖”的做法，并没能促进西周政权的“平安”与“稳定”，仅止“三年”，他自己就因民众造反被迫流亡了。

　　“言塞湖”与堰塞湖一样，其机理都是因“塞”而构成，因“塞”而致险。因山石堵塞河川而形成的堰塞湖，随着水位上升、压力积聚，一旦堤坝溃决，必酿大患。如果说堰塞湖的形成属于自然现象，“言塞湖”则纯系人工所为。如果某些官员忽视、轻视或漠视、无视民众的愿望、要求与情绪，或者施政无能，浪费公帑，甚至中饱私囊，那么，这些官员的任何决策，都会变成与民众毫无关系甚至完全对立的高头讲章、庙堂经卷。这个意思，梁任公在百年前就曾指出:“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决策形成于民众意志，执政受制于民众监督，官员产生于民众选举。由于传统的积淀和体制的弊端，一些官员养尊处优、无视民瘼，一当问题暴露，不是省察决策，检视自身，而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驾轻就熟地实行“封口政策”，无所不用其极。想想近年出现的彭水诗案、孟县书案、高唐网案、西丰文案、颖泉白宫案，大大小小的“言塞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构筑“言塞湖”通常是为了防止内幕闻于上峰，避免真相上达天听。于是峻坝坚堤，固垒高筑，为切实保证“言塞湖”的可靠性，一些官员不惜以新错误掩饰原错误，以大谎言遮盖小谎言，试图封堵悠悠众口，力求掩盖事实真相。

　　先有中央关于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庄严承诺，后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颁布，其目的正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堵塞“言论”的“人工湖”。奥运盛会在即，为了避免国内民意和国外信息的“言塞湖”，我国不仅开放了国内外媒体的自由采访，不仅开放了境外报刊的国内出售，而且指定北京三处公园作为群众游行示威专区。从本质上讲，这些措施已不属于开挖“言塞湖”的泄流槽，而是从根本上避免了“言塞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开放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