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2008年7月8日——此日探访扒村，绝非有意安排，只正好赶上了两个“8”。

　　“8”，释读为“发”，还是解读为“扒”呢？

　　在扒村，“发”与“扒”如影随形：要想“发”，只能“扒”；只有“扒”，才能“发”。“扒”，当然是“扒”扒村窑的千年遗物；“发”，自然是盗卖“扒”来的器物赚钱。

　　毋庸吹嘘：扒村窑是禹州市境内面积最大、烧造内容最为丰富的古窑址遗址；毋庸讳言：扒村窑到现在也没有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为什么不曾进行考古发掘？原因倒也简单：在庞大的170万平方米的古窑址区域内，难以找到一小块值得考古学家进行发掘的、完整的扒村窑历史文化堆积地层。

　　“每一片土地，都翻了个底朝天。地层关系混乱如麻，以致依靠考古学厘清扒村窑的发展脉络，变得异常艰难。”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前所长教之忠先生说。

　　走在扒村窑遗址上，难见断面堆积地层，唯见瓷片零星散落，漂浮在大地之表；曾见瓷片与黄土夹裹在一起的堆积现象，一眼望去，就能判断：土很虚，瓷片与黄土远远没有被岁月咬合在一起，都是被扒宝者折腾、蹂躏后抛掷的土与陶瓷残片的“垃圾新堆”。

　　行走在遗址之上，伤心垂泪。到过不少古文化遗址，遭遇全面蹂躏如斯惨烈的“国宝”单位，扒村窑遗址当可夺冠。

　　伏下身子，小心捡起被淘宝者抛弃的瓷片静心抚摸，一如安慰家园被毁、无家可归的孤儿。

　　这一幕，被一位有心的扒村村民看入眼里。

　　已经走了很远，忽然，两个孩子追上记者高喊：“你们是买瓷片的吗？我们家有呀！”

　　与陪同记者采访的刘俊杰先生交换眼色，决定跟随两个孩子走上一遭。

　　两个孩子遁入一处新起的院落。院落的后院，是在高耸的丘陵上切割出来的，宛若一个坑院。坑院里，养着兔子与羊。

　　坑院顶部距切割出来的院落平地，高低不等，形成一个错落有致的“Ｕ”字天际线。最低处，距院内平面当有2米多高。两个孩子跳入坑院，我们却傻了眼。

　　主人呼唤孩子搬来梯子，我们才得以下去。

　　瓷片或堆积、或散落在院子里，孩子的父母陪我们一起观赏；观赏瓷片之时，放眼坑院那堵“Ｕ”字“墙壁”，发现它的上部直至丘陵地表，“挂”满各种各样的陶片瓷片，有的地方，足有两三米瓷片堆积层。

　　“是挖开这个院落时，收集下来的瓷片吧？”记者问。

　　“是的，是的。”主人回答。

　　都是些带着黑花的瓷片——就是白地黑花，或者说白釉黑花的，被称为“瓷上水墨”的瓷片。

　　那些没有绘画的黑的、白的瓷片，挂满主人的“院墙”，他们倒是没有收集一片。扒村的村民，显然是懂得“白地黑花”的主贵的。

　　女主人打开水龙头，一片一片地冲洗干净。我们也装得一如行家里手，不时说上那么几句……

　　只有“啃老”是不够的

　　冲洗干净的白地黑花瓷片很快摊了一地，直逼得我眼冒“黑花”。

　　“有没有完整的，也好让俺长点儿精神？”记者问道。

　　“没有，没有。”主人回答。

　　尽管回答没有，但不一会儿，一位满手沾满黑色机油的年轻男子还是抱着一只小白碗、一个内施满釉（黑釉）外壁露胎的盆钵，“冒”将出来。

　　“是俺让他过来的，隔壁修车的。”女主人说。

　　“不是白地黑花，光秃秃的白瓷小碗，有啥意思！”刘俊杰说。

　　“值几个钱？”男子问。

　　“三五块吧！”刘先生答。

　　“三五块？要是三五块，俺这就把它摔了！”男子冲着刘先生想急。

　　“哈哈，让我看看。”害怕他们话不投机，惹起争端，记者赶忙斡旋。

　　手执小碗，觉得它不是新仿，但品相差，掉了瓷。心里没把它当回事儿，手上也就没了劲儿。男子说摔，不舍得摔，倒让我一分神儿，真的脱手落地了。

　　“咔嚓”一声，小碗一分为二。

　　赔偿问题，成为焦点。

　　男子不开价，只说东西好。

　　我说：“二十块，碗还是你的。自己粘一下，完好如新。事儿出来了，不是故意的，你说咋办？！”

　　从先前与女主人的交谈中我约略知道，就是拿5000元，这个小白碗，我还是拿不走的——尽管它已经“分家”。

　　女主人让我们看她家的白地黑花瓷片，也是只说东西好，只说都是宝贝。

　　“什么宝贝？这不，我刚捡来的白地黑花，不比你的差。给10块，留你这儿，咋样？”

　　“不要，不要。”女主人说，“你的东西，10块钱俺都不要；俺的东西，1万块钱俺也不给你！”

　　觉得赔偿问题一时难以谈拢，只得放言：“那就打110，让警察来主持个公道？”

　　闻听此言，女主人说：“20块钱，太少了点儿。闹到警察那儿，都不好看。大哥，你看，是我让人家过来的，两边都让一步，也好让妹子过了这道坎儿。”

　　话已至此，刘俊杰丢下100元，我们赶忙撤离了这个封闭的小院。走出院子，就是横贯扒村的大街。

　　走到街上，总算平安——商谈赔偿时，身旁“冒”出一彪形大汉，说话很是蛮横，他似乎想练练手脚。

　　回到禹州城，见到禹州市钧瓷协会秘书长、扒村窑问题研究专家李少颖先生，记者觉得事儿前后都怪怪的，就把“你的东西，10块钱俺不要；俺的东西，1万块钱俺也不给你”与“小白碗事件”讲给他听。

　　“小白碗就是真的，也不值100元，要说你赔得不轻。你遇到的这些人，也都是老实巴交的村民，不是诚心想要敲诈你的。他们不晓得市场，只是听说谁的什么什么卖了多少多少钱。他们让孩子把你们叫过去，只是想让你们看一下东西，打探一下行情价位。你别说一个瓷片出1万元，就是5万元，他们还是不会给你。为什么？他们怕卖贱了呗！尽管那个瓷片在市场上也许就是一盒烟钱。”李先生说，“扒村有些村民‘盲目崇拜’得很，以为白地黑花瓷片就是黄金。在他们心里，既然央视《鉴宝》中的一个小盆都值80万元，等量切割，那他们手里的一片瓷片，怎么也值十万八万的。”

　　扒村村民“盲目崇拜”先人的伟大创造，“抱残守缺”于这片诞生了一代代伟大工匠的热土。日本陶瓷专家与企业家一起不断探访扒村窑，为的却是从扒村窑汲取营养与创新的力量。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人不断探访扒村窑；日本的电视台，也来这儿拍专题片。日本人给的名片，压满我一桌子（在玻璃板下）。不都是纯粹的陶瓷研究专家，也有陶瓷业主。日本陶瓷业主，特别重视有关中国古窑址的研究。有的人第一次来扒村，见了我像老朋友似的，直叫我的名字。”教先生说，“我觉得奇怪，他们说在电视上早就见过我，很熟悉了。日本有家电视台拍扒村窑，采访过我。”

　　“日本人在研究扒村窑的烧造工艺，扒村村民还热衷于拿祖上留下的瓷片换钱。前段时间，扒村的一个小作坊仿烧扒村古瓷。烧是烧了，只是烧出了器物。白地黑花之‘黑’，远没烧出来。神篨镇据说也有十来家作坊在仿烧白地黑花，没一家仿得令人满意。”

　　记者探访过神篨镇上的一家仿烧作坊，据说还是仿得最好的——诚如教之忠先生所言，该作坊所仿，不算成功。

　　“仿都仿不成，还谈继承创新？！黑色用的是什么矿物颜料，釉到底是怎么配的？到现在都没能搞个清楚！”教先生说，“扒村窑绘画艺术相当高妙，线条相当娴熟，这是大量生产瓷器、工匠烂熟于胸的结晶。如今仿烧，比葫芦画瓢，市场很小，三天不做一个器物，线条画得不僵死生硬才怪呢！”

　　在中国，宋元以降，一代又一代工匠与陶瓷业主以仿制前朝瓷器为能事，中国陶瓷业走向式微，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扒村那个小作坊开窑的时候，请我去看看，我没去。如果我去，到了现场，还不知道他们以后会说我说了什么呢！”教先生说，“拉大旗作虎皮，很多人擅以此道吓唬人、蒙骗人。”

　　教先生给扒村，也给当下仿烧古瓷、鉴宝乃至收藏热等提出一个“天问”：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应该怎样面对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啃老”，还是从中汲取营养与力量，创造新的属于我们的辉煌。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不世成就，我们这一代，能给后人留下什么？

　　仿烧古瓷、鉴宝乃至收藏，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愿扒村窑不会被一“啃”而光。

　　“瓷片”总会被挖光的

　　回到郑州，不期然与Ｙ先生有了一次“对话”。

　　他说：“自2000年开始，常去扒村。农闲季节，农民挖挖土地，挣个万儿八千的，也解决了他们很大的生活问题。”

　　“Ｙ先生留在这儿五六十万元。他的不少东西，都是从这儿拿去的。”在扒村采访时，一位村民也曾这样对记者说过。

　　对于在禹州赌博输掉100多万元，Ｙ先生直言不讳。“以后再也不会赌博了。”Ｙ先生说，“两年多没去扒村了，只听说那儿的东西现在傻贵。”

　　两年前，即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扒村窑名列其中，这也许是Ｙ先生不再“拜访”扒村的一大根由，也可能是扒村窑的白地黑花骤然“傻贵”的一大机缘。

　　谈到中国名瓷，言必称五大名瓷：钧、汝、官、哥、定（或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瓷是官窑，是皇帝的御封，是为皇宫生产生活乃至祭祀瓷器的。至于民窑，在传统思维中，向来是无关紧要，甚至可有可无的。尽管追逐官窑瓷器的人，不是皇帝乃至皇子皇孙，但他们就是“盲目崇拜”官窑。

　　扒村窑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古代民窑之一，它是为百姓生产生活、娱乐乃至祭祀瓷器的。长期以来，没有谁多看扒村窑一眼，好像它不曾存在。

　　自上世纪30年代至本世纪初，倒是文物贩子前赴后继，接连展开对扒村窑扫荡式的、毁灭般的“掠夺”，尽管其间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等也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到此实地考察过，对该窑评价甚高，但扒村窑也只是1958年被禹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被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0年来，文物贩子，姑且称之为民间力量，不断盗掘扒村窑，这也许是扒村窑在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种推动力量。

　　尽管扒村窑被列入“国宝”单位已逾两年，但在170多万平方米的古窑址上，还是只见一个为申报国宝单位而立的“河南省重点文物单位 扒村瓷窑遗址”牌子，不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示性构筑物或立牌。

　　扒村窑遭遇灭顶之灾，倒也不是这几年的事。《禹县志·山志》（民国版）记载：“近村人伐土寻古瓷，其五色油彩，虽破碎，沽客争取之，岁获以千计。”

　　为求证“伐土寻古瓷”，教先生曾遍访禹州古董商。根据儿时记忆与所获零碎信息，他向记者做了个简略描述：“大约在1938年前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位古玩商住进禹县城，号召大家到扒村挖瓷器。

　　“我家在五梁乡，离浅井乡的扒村有十里路。那时我还小，父亲、哥哥挖过。方圆十里的百姓背着干粮，都去挖。有的发了财，有的瞎费力。记得我家也弄了个半拉子盆，抱给人家，人家不要。

　　“大概持续了一年时间，扒村给翻了个底朝天。只要完整的，古董商都要；不太完整的，也要。最后，古董商挑挑拣拣，好的都运走了；次一些的，都砸碎埋了。埋到哪儿，不知道。”

　　关乎此事，扒村村民边小五也有自己的说道：那时候，村里村外都搭着棚，住着来这儿挖古瓷的外村人。有的不住这儿，中午买碗丸子汤，泡着带的干粮吃，天黑了回家。街上光卖丸子汤的，就有好几家。

　　1938年大旱，麦子几乎绝收；麦收后，庄稼种不上，就挖古瓷。村民没啥吃的，不弄点儿钱买点儿粮食，没法过去。上海博物馆著名的“正八”梅瓶，就是这时挖出来的。6个人一起挖出来的，卖了600个大洋，换了三百袋粮食。还有一个89厘米高的花口瓶，有点儿残，画的是三个娃娃在游泳，很精美，工艺就有73层，在美国的博物馆。照片，我见过。

　　“正八”是唯一完整的大件瓶形器物，听说是卖到许昌的。收家就在这儿坐着等，不值钱的，都在这儿卖掉了；值钱的，还得到城里卖，人家给的价钱好。另外，完整的，还有一些小件，如坐鼓观音、童子骑龙等。

　　现在挖出的小狗、小狮子、小碗什么的，都是人家那时不要丢下的，都有毛病。带花的瓷片，也是人家砸坏，丢在垃圾堆里的。

　　“民国时，挖古瓷，救了十里八乡百姓的命，这是祖宗的恩赐！”边小五说，“现在还有一些残片，不让挖了。就是让挖，也总有个挖完的时候。挖完了，咋办呀？”

　　边小五希望哪位有钱的老板能够重建扒村窑：“我可以干！我第一个报名干！”

　　自上世纪30年代起，文物贩子和当地村民对扒村窑毁灭式的“掠夺”，使这个170万平方米的古窑址区域内难以找到一小块值得考古学家进行发掘的、完整的扒村窑历史文化堆积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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