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力量对比趋于复杂

　　目前，世界格局仍属过渡期，力量对比趋于复杂。不同社会制度的对峙淡化，弱势意识形态对强势意识形态的反抗愈显模糊，新的“中间力量层”应运而生。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成为历史潮流。主要战略力量之间不存在公开对抗和搏斗关系。

　　一超、“中间力量层”、若干“反秩序国家”等三个力量板块，逐渐汇聚成国际格局的新轮廓。在这三个力量板块中，“中间力量层”的构成最复杂，宏观上由除“反秩序国家”外的发展中国家和除一超外的发达国家组成，它们主张捍卫世界和平、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互利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该力量层内，“大”力量对比套着“小”力量对比，其中的利益组合和硬软实力消长，决定着大国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的基本内涵和走向，也决定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慢。“中间力量层”这种突出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分化改组所催生。

　　造成发展中国家分化改组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全球化彰显“丛林法则”，推动世界生存与发展资源重新配置，并形成不平等的资源交换。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等，抓住机遇，扬长避短，顺势而上，成为受益者，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分享到更多生存与发展资源，开始拥有对国际规则更改和重新制定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经济全球化“边缘化”，不但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愈拉愈大，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一批“新兴经济体”拉开了鲜明的发展差距，导致利益取向和对待全球化态度的较大差异。

　　二是由于捍卫和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已完成，发展中国家群体将关注焦点从政治领域移向经济领域，将经济发展和民生视为首务，内外政策愈加务实。在利益驱动和实惠诱惑面前，许多国家往往自行其是，有的甚至见利忘义。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必然衍生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内部矛盾。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和相互竞争，使发展中国家群体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强有力的集体性努力。

　　三是美国为了维持其霸主地位，发达国家为维护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以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化打压，包括政治瓦解、经济诱惑、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挑拨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关系等，推促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对发展中国家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先后对索马里、苏丹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为了剥夺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反抗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多管齐下，包括对一些发展中大国进行诱拉，而对另一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施压和妖魔化。美国将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类”，有“新兴市场国家”，有“民主国家”，有“温和国家”，有“转型国家”，有“失败国家”，有“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并据此决定对它们的政策。今年，美国继续推展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改造”，鼓吹“构建中东大市场”，对埃及等发展中大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细化“大中亚战略”，拉拢哈萨克斯坦等国，在非洲抢占“道德高地”，拉拢南非等关键国家，拼凑亚太“价值观联盟”，拉拢印度等国，同时对伊朗、叙利亚、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保持高压。法、德等国则积极推动“地中海联盟”最终成型。西方国家的如上举措，目的在于加速催酵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

　　发展中国家崛起改变全球利益格局

　　近年来，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既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全球利益格局。2008年，这一态势继续。“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超过50%。紧随“金砖四国”，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又出现了VISTA五国和一批“第二梯队国家”。它们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趋利避害，发挥自身不同优势，彰显出较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潜力。2007年，在世界经济20强中，新兴经济体占了7个，分别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墨西哥、土耳其，而在世界经济50强中，发展中经济体占了25个，形成“半壁江山”。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出现发展不平衡局面。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就发展中国家内部而言，国与国之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发达国家群体中，同样出现较大贫富差距。挪威和卢森堡2007年的人均收入分别是欧盟新成员保加利亚的20倍和19.7倍。而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9月发表的报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1980年是23倍，2006年缩小为18倍。2007年，人均GDP超过澳大利亚的发展中经济体(香港、台湾除外)有12个，分别为新加坡、韩国、沙特、克罗地亚、墨西哥、俄罗斯、委内瑞拉、南非、马来西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这些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世界经济失衡和南北发展同时失衡，造成全球利益格局生变。首先表现为生存利益格局大变革。就国家和民族生存而言，发达国家群体早已确立生存优势，主要依靠科技不断创新、雄厚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对国际贸易的主导、对世界主要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集团组合以及由它们制定的人类生存规则。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一直占有人类生存利益“大蛋糕”的最大部分，挤压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存环境、生存资源和生存能力的总体恶化态势。然而，随着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发达国家群体不得不与其“分享”一部分生存利益领域内的“好处”。这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于此，还要获取更多“好处”，这样，便使它们的生存特征和生存行为逐渐远离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与发达国家磨合为“命运共同体”。

　　其次表现为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具有强劲的发展能力和实力。但南北发展“双失衡”局面，造成全球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发达国家为确保自己的发展利益，迟滞新兴力量“夺走”更多的发展利益，开始抛出各种诱饵，拉拢一部分新兴力量与西方为伍，联手阻遏另一部分新兴力量的繁荣强大。其结果是，被拉拢的新兴力量在全球发展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明显改善，而“被阻遏”的新兴力量不断冲破阻遏，也在全球发展利益格局中通过竞争提升了话语权和利益分享权。

　　再就是表现为政治利益格局内涵大改变。以往，维持旧秩序还是建立新秩序，是世界政治利益格局之争的主线，冷战时期被集团对抗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峙所主导，发展中国家成为博弈双方所争取的“中间地带”。冷战结束后，多种力量共生共存，谁也吃不掉谁。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人类生存资源、生存环境、生存空间挑战，各国对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关注，明显让位于对利益依存关系的关注。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成为最大的世界政治。在这方面，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也推动着世界政治利益格局的大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前途和命运与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科学发展，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有利。(董漫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