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国清

　　“因为生于六零年代，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美好记忆，我们的生命也有很多共同点。”本报将在“生于六零年代”读者中组织怀旧活动的消息见报后，许多读者打来电话，或写来信，表示愿意加入这一活动中，去追寻那曾在过去岁月中闪光的点点滴滴。而今的他们大都步入中年，在各个领域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理想和激情、责任与使命，都源于他们曾有的经历和体验。

　　■那些活计和游戏

　　网名为“淡薄看人生”的读者发来电子邮件，说：“每天的清晨，起得早的孩子手举高高的竿子去村边小树林找‘知了’皮，一个个串起来，到攒够大约两尺长就可以卖几分钱了。夏季的时候孩子们会在小河边嬉戏、打水仗、捉小鱼(现在那条小河早已不见踪影)，听着蛙鸣入睡……跳房子、挤墙、踢毽子扔绣球(不是现在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毽子，毽子和绣球都是自己缝制的)、打陀螺、抓大把、撞拐、老鹰捉小鸡、丢手绢、抬花轿过家家、捉迷藏……”这位读者还会用麦秸编超级环保的草帽，用编制的草帽辫去换铅笔。

　　读者王强说，“60年代出生的人们，大都生活在条件艰苦的环境里，先是文革的混乱打破生活常规，再是经济发展的滞后带来的物质匮乏。出生在农村的孩子，更是尝遍了种种辛酸和苦难。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家中连遭不幸……记得8岁时，母亲将家中仅有的一升半黄豆交与我手，随邻居到集市出售换取学习费用。因为多病的母亲无力给我做一双上学护脚的鞋子，我不断遭人笑话，故而11岁时发誓自己亲自做鞋给自己穿。”王强搓麻绳、铰鞋样、剪鞋坯、垫衬子、纳底子，还真给自己做了双鞋子，这对11岁的他来说是件大工程，他说“我们现实的生活和工作，哪一件不得像做鞋一样用心去学、用心去做，同时还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要求。”

　　■那时的偶像和品德教育

　　读者刘淑彦说：“我生于1963年，刚牙牙学语的时候，母亲就教我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五六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教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生产队里养了鸡》，老人教我热爱集体。”

　　读者舒凡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说：“还记得那些充满斗争气息的小人书吗？我们的英雄是那两个为保护羊群而冻坏了脚的龙梅姐妹，我们的偶像是那个为救火车而献身的欧阳海，爱憎分明，斗志坚强是我们最早的品德教育……保尔·柯察金更是我们青少年时期心目中熠熠生辉的偶像……我们在露天的电影场里，看《永不消逝的电波》里英俊的李侠，在敌人冲进房间时，从容地吞掉电报内容。我们还喜欢模仿列宁发表演讲的样子潇洒地挥手。”

　　■贫困和从未被贫困击倒的他们

　　网名为“淡薄看人生”的读者说：“我还特别喜欢我家的小炉子，那是我们搬迁时，一位好心的邻居送给我那位曾是保定市劳模和积极分子母亲的。漂亮的小炉子有四条腿，炉子的上外臂还有四个小支架，我母亲就在这个小架子上烤棒子面饼子或是三合面馒头片给我们吃，小小的炉子里放着扁圆的煤球，我同母亲、哥哥每月拿着‘节约用煤利国利民’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借个小推车，每月到煤店买回120公斤的供应煤球，它们在炉膛里，一个个红红的，真好看。多年过后，我们有了更多的变故和失落，疑惑、烦恼还有辛酸，但一想到小炉子里红红的火球，就使我对生活充满了憧憬。虽然青春已流逝，但要拥有一颗青春的心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心中有红红火火的爱，爱在人间。”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当“生于六零年代”的一代人，进入青年时期，面对的不再是刻板、单一的生活，社会的变化是迅速的，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他们面临着机遇和挑战，面临着选择和被选择，正如读者舒凡所说：“尘封的国门打开了，祖国的南方已经领风气之先。去了南方回来的人们都会哼唱粤语歌曲，那边的机遇被描述成遍地的黄金，我们眼看着他们开着雅马哈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在我们还没彻底想明白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了自我追求。计划经济为市场化所替代，过去的垄断被货源茂盛所替代。电视从黑白变成了彩色的，尽管可能会花上普通家庭两三年的积蓄……我们感受着全国上下改革开放的滚滚热浪。”

　　由于追求的不同，知识和思想准备的不同，这些人的人生轨迹因此也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