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桦（广州媒体从业者）

　　吉林省四平市副市长李鸥近日发文“炮轰”杭州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引起舆论普遍关注。各媒体或竞相报道，或发表评论。一篇博客文章，掀起了一场公共讨论。

　　李鸥的文章从7个方面论述了杭州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的不可行性。质疑内容包括：政府已有信访部门，再增设联络员帮助市长与副市长了解社情民意，于法无据且与现行制度冲突；选聘信访联络员，有漠视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作用的嫌疑；信访联络员有特权，易导致腐败问题等。通篇文章语句通俗，措辞激烈，与人们想象中的官腔官调相距甚远。

　　舆论普遍认为，李鸥此举不符合官场哲学原理。莫说是毫无工作关系的官员之间，就是有工作关系，也是不宜相互批评的。虽然法律并未禁止，但在现实中，不相互批评已经成了官场“潜规则”。很多时候，“潜规则”的约束力更牛。所以，有人肯定李鸥言论具“破冰”意义，也有人称他“不识时务”。然而在我看来，无论哪种评价，都涉及到官员的话语边界问题。

　　官员有没有言论自由？这句话看上去有点像废话——官员也是公民，公民的言论自由乃宪法赋予的权利。但现实中，受身份与官场规则所限，官员的言论却不比普通公民来得更自由。一个官员，即使对另一个官员有一肚子批评与建议，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也要憋着忍着。这当然不是正常的官场政治图景。毛泽东同志就曾鼓励党员干部要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样来看，李鸥的言论当然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在于官员摆脱了话语禁忌，更在于官员的公民身份定位。李鸥在回复网友提问时，就这样说到：我首先是“人民”，其次才是“市长”。即便我不当“市长”，依然还是“人民”。当官员把公民的身份摆在第一位，还有什么不可以批评？

　　但要真正“激活”官员的言论自由，尚须政策与舆论环境的鼓励。去年，香港教育局官员因批评教育学院调查委员会的一项调查结论，被指干涉学术自由而受到指控，但港府在申请司法复核时，坚持认为官员享有言论自由，官员与普通市民是平等的。可见，现在很多官员在行使法定的言论自由权时，恰恰是被官本位束缚了手脚。而公民身份的定位，往往会有助于自己摆脱不敢批评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