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仍然还只是镜子的一面。镜子的另一面，则是生产出这个好的发言人制度的环境

　　□第一看法

　　支振锋

　　在教育部举行的第七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新闻发言人续梅引爆眼球，续梅表示不做个性新闻发言人，联系其前任王旭明的表现，这一表态引发人们无穷的联想。

　　坦率地讲，很难发现王旭明5年来的新闻发布会有多么“出位”。王旭明个性，但更聪明，他非常清醒，“语言是自己的，立场是政府的。”这句总结已经说明他是个本分人。试想一下，一个经常出位的新闻发言人能够5年不动，这本身就有问题。本质上，王旭明的新闻发布会不过是没有念稿子就将教育部的政策传达了，偶尔加上一些话语出格但立场绝对没有出格的评论而已。你可以说他更生动坦率，也同样可以说是他会“上镜”。

　　众所周知，无论是新闻发言人在西方的起源，还是最初在我国的制度设计，用大白话来说，都不过是为了三个目的：新闻通告，政府公关以及沟通反馈。新闻通告针对的是公民的信息自由权，或者说知情权，要让老百姓关心的政府决策从幕后走向台前，为百姓所周知，知情权带来的言论自由，能让政府的决策经过“意见市场”检验和修正，使其更加合理和科学；政府公关则是在平时，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维护政府形象，帮助化解危机，稳定社会；而沟通反馈则是通过信息发布，掌握社会各方对决策的意见和反馈，摸清各方的利益立场，使决策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取得平衡。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第一点，发言人制度的终极目的就是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就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和保护。因此正如喻国明所言，判断一个政府新闻发言人好坏的标准不是看他应对记者和公众的技巧是否运用得圆熟，甚至不是简单地看他是否贯彻了政府的意图，说服了记者和公众，而是看他是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和消除了人们对于公共事务认知上的信息不对称。

　　虽然“立场是政府的”，但王旭明“用了自己的语言”，所以，他成功了。而有些发言人之所以失败，也在此处。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曾经认识到的，“发言人发布信息还存在着不想说、不敢说和不会说的情况”。“不想说”，说明有些地方虽然设立了发言人一职，但还没有明确其具体的权力和责任；“不敢说”，说明发言人还没有机会了解政策决策过程；而“不会说”则说明发言人发布信息的能力还不足。信哉斯言！没有一套好的制度去规定新闻发言人“必须发言”的义务；没有一套机制去保护那些敢言的发言人的权利；没有一套常规的培训机制让发言人更专业地履职，自然就没有好的新闻发言人出现。

　　然而，一套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仍然还只是镜子的一面。镜子的另一面，则是生产出这个好的发言人制度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一套足以捍卫公民知情权的体制。说新闻发言人捍卫公民知情权其实是倒果为因，正是有了公民知情权，新闻发言人制度才有必要，公民知情权的实际履行深度决定了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高度。贫瘠的公民知情权土壤，绝对生产不出高大的新闻发言人。产生了，也是异数，也是“出位”。

　　所以，在探究对王旭明热捧时，不能抱有娱乐八卦的心态，而要将它当作一面镜子。镜子不是用来顾影自怜，而是用来正衣冠的。不仅要用这面镜子正一正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更要用它来正一正这个制度的土壤。王旭明这面镜子，反而照出了我们这个方面的缺陷。

　　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发表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权力机关每天公开会议纪录(军事秘密除外)的做法，“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公社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而早在1842年，马克思评论公开莱茵省等级议会记录时就说，“一切生物只有在开阔的室外环境中才能繁茂，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公众精神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列宁继承了这一点，指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公关专家也说，最好的公关就是说实话。“公开”与“说实话”，正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两个基本要求，而有了知情权的切实履行，还愁没有好的新闻发言人吗？

　　肇始于1983年，全面展开于2003年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奥运之前再一次掀起了热议。热议其实是好事，正如这七月的雷电，在送来瓢泼暴雨的同时，也给北京带来了雨后的好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