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电视对话会"能够常态化、制度化，就可以成为市民参与市政管理以及对官员进行监督的有效形式。

　　7月29日《新快报》报道，日前，广州市文化局长陶诚作客广州电视台“行风大家谈”节目，虽然他的气质十分儒雅，态度也相当诚恳，但还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观众和主持人近两个小时里接二连三、不留半点情面地投诉和质疑，让整个演播大厅充满了火药味，也让陶局长有点招架不住。

　　尽管我对陶局长很是同情，但还是认为，他所遭遇的尴尬，对推动广州市的文化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来自观众的压力，以及通过媒体放大后所产生的舆论压力，都会转化为他解决问题的动力。同时，由于他是在众人瞩目的情况下被质疑的，所以在电视对话会上所提出的问题，很难被搪塞过去。

　　同时，笔者很感兴趣的是：广州市其他部门的局长，比如教育、卫生、公安等和市民生活更密切的部门领导会不会出席这个节目，广州市长又会不会出席这个节目？简而言之，如果这种“电视对话会”能够常态化、制度化，就可以成为市民参与市政管理以及对官员进行监督的有效形式。

　　笔者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能不能尝试，凡是需要经过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官员，主要是市长和各局局长，每月必须参加一次电视对话会？对话会要现场直播，观众应该从报名者中随机产生。官员们花几个小时和公众见面会一会，想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电视对话会”和有些地方搞的大接访是不一样的。因为接访虽然也是民众和官员面对面，但仍然是以解决个案为主，而且民众究竟提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解决的结果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等，仍然处于官员的掌控中，而官员只要能够掌控信息，就不会真正感到压力。

　　也许有人质疑，这样的对话会，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一定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不是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不确定性，才会迫使官员全面了解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在对话会上被观众提出，而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这次，陶局长为了使自己免于尴尬，甚至把文化局各处室的负责人以及各区文广局的一把手都邀来陪他“坐镇”，解答各类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经常性、制度性的“电视对话会”还有其他好处。比如它会成为公众认识官员的一个有效方式，官员对自己工作了解掌握的情况、决断能力、反应能力，乃至口才和风度等等，都会在公众面前暴露无遗。毫无疑问，这种对话会还有可能成为训练公众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我想，假以时日，或许我们还可以从中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式民主的新路来。